“吃货”这个词据称早在1991年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就已经出现，戈玲号召大家去吃丰收的萝卜时说了“吃货”。但是只有到了网络时代，“吃货”才得到广泛传播，成为特别爱吃、会吃者的别称。“一种闲适的生活 / 两头快乐的吃货 / 三明治在诱惑 / 叫我如何能够专心工作/ 要和你 / 一口两口三口四口吃遍商圈 / 海鲜河鲜地三鲜不恐后争先”，这是那首《吃货》里的歌词，吃相毕露。然而，随着专题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和跟风，“吃货”的国粹、民粹版如影随形。“中国的吃货是最幸福的，吃货的中国是最伟岸的”，这是“吃货”的中国梦。然而，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人们思考“还有什么是能吃的”，境外奶粉的限制令使食品中的“用脚投票”成为政治话题，“吃货”也不得不蒙上悲壮的色彩。看来同在蓝天下，吃货有异梦；幸福不幸福，不能凭嘴说。
英国历史学家菲立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文明的口味：人类食物的历史》（韩良忆译，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就是一部“吃货”与食物的历史，它在同类著作中的最大特征是学术严谨与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的结合，如《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评论所说的，“一本充满知识的历史书，但绝不枯燥：作者的看法虽然犀利，但读起来极为兴然有趣。”（见该书封底）现在这个译本繁体字版最早由台湾左岸文化出版公司在2005年推出，书名就叫《食物的历史》；但是当时大陆也同时出版了另一个中译本，书名也叫《食物的历史》（何舒平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由于手头没有这个译本，无法比较。
《文明的口味》
作者在“自序”中说，“英国报业巨子诺斯克里夫爵士（Lord Northcliffe）对他手下的记者说，下列四项题材一定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犯罪、爱情、金钱和食物。其中只有最后这一项是根本且普遍的事物。”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把食物当成世上最重要的课题”。但是，正如作者接着所说的，对食物史的研究却一直遭到冷落。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接触过的农业史著述总是比食物史要多得多；进而看通史性的著述，关于农业生产的叙述总是多于食品。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农业生产与食物消费之间的关系如何，而是以人为中心来看，食物本来比农业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类历史与食物史的关系显然比与农业史的关系要更深、更广。再进一步看，食物史与饮食史似乎是重叠的，其实饮食史更多侧重于食物的加工和肴馔的烹饪，但是食物史涵括的范围要大很多。或许应该说，无论是农业史或是饮食史，都只是食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食物就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人类及其历史，广州人喜欢说的“食为先”只是强调美味享受，其实准确来说应该还原到食物与生命的关系。人类如何发现和生产食物，食物如何塑造和改变人类，这本来就是人类史的最基本层面。
关于这部食物史与同类著作的区别，作者自言：“本书旨在采取真正全球的视野；把食物史当成世界史的一个主题，和人类彼此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切互动密不可分；平等处理有关食物的生态、文化和烹饪各方面的概念；兼容并蓄，既有概观式的论述，也在某些例子上做巨细无遗的探讨；在各个阶段追踪过去的食物和我们今日进食方式之间的关联；并期能精简地完成上述种种目标。”
但是，作者的叙述框架却不是通常所见的编年体或种类体，而是把食物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关键节点作为纽带。这些“革命”包括烹饪的发明、食物作为仪式和魔法、畜牧革命、农业革命、阶级社会、食物贸易、生态革命、饮食工业的现代革命，这种写法的确带有全球史的视野。当然，相对于这些主题而言，该书的篇幅显然远不足以展开论述，许多主题中包含的极为丰富的人类文化现象难以呈现。另外，在“食品政治”越来越成为食物研究的热点趋势中，该书显得略为保守。例如，最后一章关于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工业，作者对便利饮食和代用食品的批评更多只是文化意义上，而很少触及在政府与利益集团的联手背后的政治学问题。在食物的工业化及全球商品化的过程中，政治化的进程也必然启动。食品政治早已成为当代食品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是在我们的舆论语境中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回避或限制。《美味欺诈：食品造假和打假的历史》（周继岚译，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和食品专家比·威尔逊的食品评论曾经有很长时间是发表在英国时政周刊《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的，食品与政治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其实，与食品的造假比较起来，导致食品对国人健康产生极大威胁的问题已经不在于食品物料之假与劣，而在于环境污染之真与重，而环境破坏与国策政治的关系则更为直接与显豁。这些问题显然更能回应作者说的“食物是欢乐和危险的主题”这一说法。
关于人类与食品的未来，卡罗琳·斯蒂尔在其《食物越多越饥饿》（刘小敏、赵永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提出人类应该建立“食托邦” （Eattopia）——一个食品的乌托邦。我们不难依据当下已经体验到的食品焦虑，描绘自己心中这个“食托邦”的图景：食品生产的自主自足，环境保护与食品生产的良性关系，进入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新鲜、多样化，饮食结构的合理、健康，食品价格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合理比例，烹饪方法与营养价值和美食愉悦感的精妙结合，进餐情境中充满的人伦之乐与感恩之思……当然，这个“食托邦”的建立离不开对食品政治的研究与公民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各种形式的关注食品行动。2010年第二届台湾国际录像艺术展的年度主题就是“食托邦”，据称展览“邀请观众从盘中餐透视饮食背后看不见的真相，藉由录像艺术来思索并回应全球人类共同命题”。这是当代艺术介入生活的鲜明姿态，是“吃货”们跳舞和斗争的罗陀斯岛。
在《文明的口味：人类食物的历史》一书中，也涉及艺术史的问题和运用了一些美术作品作为分析论题的视觉资料，但是有些分析在艺术史上来看未必站得住脚。例如作者认为：“在17和18世纪，静物画常以屠宰好的畜肉为主题，不少大画家绘画屠体之美。画家原本只是想练习如何用艺术手法呈现解剖原理，这类主题却博人惊叹，仿佛在揭示创造的奥秘，甚至成为圣餐的象征。”（第238页）但是，艺术史家的研究却提供了并不一样的解读。
《绘画中的食物》
美国艺术史家肯尼思·本迪纳的《绘画中的食物：从文艺复兴到当代》（谭清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7月）是一部框架独特、内容丰富的艺术史著作，它通过对西方艺术史上的食物画这一重要门类的发展及其重要作品的论述，对食物的生产、销售、加工、烹饪以及进餐等过程在艺术中的呈现进行了分主题的深入研究。这些主题包括有关食物集散与销售、食物的烹饪、餐桌上的食物和食物的象征和装饰意义。其中“着重探讨以盛宴、死亡的动物、水果以及银质餐具为题材的画作所表现的思想，有时甚至要挖掘隐含在作品中的模糊不清的思想。……以画作本身为出发点，考察人们的饮食习惯、阶层差别、新发现的食物、作品与文学的关联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和医学观念，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画面的理解”（引言）。关于被屠宰好的畜肉，作者指出伦勃朗的《被宰杀的公牛》（1655年）有两个主题：耶稣受难与物质主义及世俗性，“把活的生命变成死的物体，这种对物神的崇拜成为了耶稣基督在俗世的角色的深刻理解”（第40-41页）；而对于莫奈的《牛肉静物画》（1864年），作者认为：“他画的牛肉是用来做瑞士牛排的，显然是给下等人吃的。……描绘的是十九世纪中期一个法国工人重要一餐的主料，可见当时穷人也买得起肉了。……这幅画真实地表现了普通人的生活。”（第103页）看来这些都与解剖练习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