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4日接受美国CNBC等6家外国媒体采访之后，任正非1月17日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多家中国媒体联合采访，以下是采访实录，一共30个问题：
1、记者：华为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请问华为内部是否系统地评估过，这么多年的研发创新投入是不是可以抵抗这些困难？
任正非：应该说，我们今天可能要碰到的问题，在十多年前就有预计，我们已经准备了十几年，我们不是完全仓促、没有准备的来应对这个局面。这些困难对我们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不会出现重大问题。
记者：那么在现在的环境下，您怎么理解自主创新对中国公司的意义？
任正非：我从来不支持“自主创新”这个词，我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缩短我们进入世界领先的进程。
什么都要自己做，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自主创新若是精神层面我是支持的。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创新，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得到别人的许可，付钱就行。如果我们重做一遍，做完一遍，也要得到许可，还是要付钱，这是法律。当然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的，我指的是我们这种公司的工程创新。
2、记者：我想接着问一下，华为对这次反全球化浪潮所做的最坏的预案是什么？
任正非：外面的变化对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我举一个例子: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华为做到最先进。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
将来我们5G基站和微波是融为一体的，基站不需要光纤就可以用微波超宽带回传。有人说过去这只适用于广大农村，但5G是超宽带，微波也是超宽带，这也适合广大西方国家。因为广大西方国家遍地都是分散的别墅，是要看8K电视、高速的信息消费，那就需要买我们的设备。当然，它可以不买，那就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来建设另外的网络。
我们在技术上的突破，也为我们的市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带来更多生存支点。所以，我们没有像外界想像中的那么担忧。
3、记者：长期以来，西方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最常见的指责就是盗窃知识产权，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话题？
任正非：我不能代表中国企业，只能代表华为。华为在美国经历了几场大官司，都获得良好的结果。华为现在87,805项专利中，其中有11,152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我们的技术专利对美国的信息社会是有价值的。我们已经和很多西方公司达成了专利交叉许可。华为不能代表别的企业，但是我们自己是绝对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
4、记者：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像高通那样通过知识产权授权模式进行发展的企业？深圳有一些企业，他们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由于遭遇知识产权官司和国外公司的围堵，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向产业链的下游下沉。想问您，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应该要怎么调整？
任正非：如果我们把知识产权当成物权，可能国家的科技创新发展会更加好一点。就是知识产权法若是物权法的一部分，侵犯知识产权就是侵犯物权，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原创发明。没有原创发明，哪有未来的“高通”呢？我们应该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而不是西方拿来卡我们的借口。
因此，我们国家首先要不支持假货、不支持山寨，而是要支持原创、保护原创。有可能今天经济发展速度会慢一些，但质量就会更好一些，就会出现越来越有竞争力的公司。
5、记者：现在外界有一种感觉，好像又重新回到麦卡锡时代，以共产主义为帽子，加到一些企业或者个人身上进行打击。您有没有感觉到，中国《情报法》尤其是第七条颁布之后，会对华为国际市场造成一些障碍？您觉得有没有必要通过一些渠道对它进行合理的诠释？
任正非：首先，对于释法的事情，我们说了不算。但是政府已经表态，外交部做了明确澄清，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强制要求任何企业安装后门。
第二，中国还要强调，企业在任何国家都必须要遵守业务所在国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
6、记者：任总您好，我在深圳做新闻工作很多年了，在我印象当中，华为在过去30年当中，像这么密集，您亲自出面，连续几天与媒体会面，以前是很少见的。
包括外媒都在说，今年任总会见记者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安排，是为了应对当前华为所面临的罕见的特别困难，不知道您对这个评价是否认同？这个安排，主要是想传递什么信息？
另外一个问题，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对华为网络安全的指责，您认为这是出于历史的偏见，还是华为确实有需要加强的地方？华为如何消除西方国家的担忧？
任正非：第一，见媒体是公共关系部逼的。他们说，这段时间我们要给18万员工和广大客户都要传递信心，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信任我们，也同时给社会释怀，其实我们没有遭遇多大困难。你可能没参加过我们的内部会议，开会都是群情激昂的，没有感觉到有多大困难。但是外界不知情，我们需要传递一些信心，需要我说说话来起一些作用。
所以，见媒体就是给社会传递一种信心。当然我们今年的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估计增长不会超过20%。
第二，关于网络安全问题，要把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区分开来，现在混淆在一起了。华为30年来在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了网络服务，有良好的安全记录。但是我们还需要不断进步。
我们现在要重构软件架构体系，朝着“网络架构极简、网络交易模式极简、网络极安全、隐私保护遵从GDPR”这四个目标的要求。我们在未来五年大量投入研发费用，做全世界最好的网络。五年以后，年销售收入可能比今年多一倍多。
7、记者：我记得2014年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您说“华为有什么神秘的？揭开面纱就是皱纹”，印象特别深刻，现在五年过去了，您觉得华为的面纱真正揭开了吗？现在国际上质疑的声音好像更多了。
任正非：那就是皱纹更多了。因为半径越大，问题越多。如果我们缩到小小的一点，像农民种地一样，只有土豆这么大，外界都看清了，那谁也不会质疑。半径越大，越看不清，未来10-20年之后的探索我们更加看不清，所以大家的质疑会多一些，但是质疑并不等于有多大问题。
另外，质疑也是有价值的，科学家天生就喜欢怀疑，要不他们怎么会发现新东西呢？他不相信，就会有新发现，所以质疑本身也是前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副产品。
未来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一定会有一场巨大革命，在生产方式上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工业生产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大家参观了我们的生产线，那还不能叫人工智能，只是一部分人工智能，但是生产线上已经看不到太多的人。
五年以后，这条生产线上可能只需要五、六人，甚至两、三人，主要是做维修。当然，我们的生产线上很多人都是博士，不是普通操作工人，特别是光芯片生产中，会动手的博士还特别少。
这个时代对一个国家来说，重心是要发展教育，而且主要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就难有有作为的基础研究。给农村教师多发一点钱，让优秀人才愿意去当教师，优秀的孩子愿意进入师范学校，就如我们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粟裕、黄克诚、许光达、恽代英…都出身于师范学校一样，我们就可以实现“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但现在不是这样，教师待遇低，孩子们看见知识多也挣不到多少钱，所以也不怎么想读书。这样就适应不了未来二、三十年以后的社会，社会就可能分化。完全使用人工智能生产的可能就会重回西方，因为没有了工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罢工问题……；完全不能人工智能的生产可能会搬到东南亚、拉丁美洲、南欧等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去了。我们国家面临着这种分化，就应该要把基础教育提到国家的最高纲领，才能迎接未来的革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应是党和国家的主要责任，每个公民的义务。今天满街高楼大厦，过二、三十年就变旧了。如果我们投资教育，二、三十年后这些穷孩子就是博士，开始冲锋，国家就会走向更加繁荣。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华为只能把自己管好，不能去管别人，所以我们就大量投入资金往前冲。刚才央视记者问我“你们赚的钱很少，为什么科研投入会有那么多”，比如今年我们利润是90多亿，但是科研投入150-200亿美金。其实这150亿哪里是我们投的，都是成本，实际上还是客户投的。客户给我们的钱，不是产生利润，而是产生投入。
我们为什么要走在前面？新技术进入时代的周期变短了。过去是等到科学家做方程，经过五、六十年，终于发现这些方程有用。从电磁理论，又经过五、六十年，发现电磁理论可以用于无线电；又经过了几十年……。今天已经不可能了，这个过程缩短非常厉害，即使不能叫毫秒级，也是极短级。如果我们还是等着产业分工，不进入基础研究，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变成人才大国，我们与别人的竞争才更加有信心，因此，小学教师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当然，今天教师待遇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但还要让教师成为最光荣的职业，国家未来才有希望，才能在世界竞技中获得成功。
今天大家看到华为有很多成功，其实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外国科学家，因为华为工资高于西方公司，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在华为工作。我们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形成这种组合在前进。因此，我们国家要和西方竞技，唯有踏踏实实用五、六十年或者百年时间振兴教育。
振兴教育不在房子，在于老师。黄埔军校就是两条绑腿，抗大就是一条小板凳。你们看关于抗大的电影，搬个小板凳，坐在黄土飞扬的土地上，听到毛泽东没有麦克风的讲话，就建设了新中国。黄埔和抗大怎么不是世界上两所伟大的名校呢？所以，物质不是最主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得到尊重，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记者：您提出基础教育这个议题，是希望能够给社会一个警示吗？
任正非：我认为，社会就是应该有口号“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再穷也不能穷老师”。
记者：您打算为这个事情做点什么？
任正非：我们把华为公司做好，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华为有什么？一无所有！华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源，除了人的脑袋之外，一无所有。我们就是把一批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的脑袋集合起来，达到了今天的成就，就证明教育是伟大的。
8、记者：在4G时代，我们感觉华为也是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领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原本以为在5G时代，迎接华为的是世界广阔的天地。但是目前为止，外界设置的障碍是比较多的，刚才您也讲华为对遇到的状况是评估过的。我想问一下，接下来华为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去突破目前的困局？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早上也去参观了华为的两个实验室，还是觉得华为在基础研究这方面也是投入了很多心力的，那国家大的环境也是提倡企业或者是高校做基础研究，我想听任总关于基础研究这块的想法。
任正非：有个老师辞职说世界很大，她想去看看。我想说这个世界很大，还有好多地方我们可做5G的，我们暂时还做不了那么多。少数地方的拒绝不能代表我们在大多数地方被拒绝。而且5G实际上被夸大了它的作用，也被更多人夸大了华为公司的成就。因为我们跑得太快了，我们的年青人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一直讲啊讲，就把事情夸大了。实际上现在人类社会对5G还没有这么迫切的需要。人们现在的需要就是宽带，而5G的主要内容不是宽带。5G有非常非常多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发生还需要更多需求的到来，还需要漫长的时期。不要把5G想象成海浪一样，浪潮来了，财富来了，赶快捞，捞不到就错过了。5G的发展一定是缓慢的。日本和韩国还是4G，日本、韩国把4G运用到非常好，就足够满足使用。我们的4G没有用好，打开我的手机只有20~30兆，实际上我们提供的4G是可以到300~400兆，足够看8K电视。但是我们的网络，白天打开就只有二三十兆，只能看4K，没法看8K电视。为什么？网络结构不好。网络结构不好是啥？还是没有数学家在研究运营商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5G用上来和4G差不多。就好比我嘴巴很大，但是喉咙很小，我吃一大块肉还是一口吞不进去。因此，不是5G的基站是万能的，大家别那么着急。5G接下来估计还要进入毫米波，毫米波就是只要你多加一倍的钱，带宽可以加一百倍，就是一秒钟你可以下载几十部高清视频，这个我们已经在实验室里面都能完全做出来。5G现在暂时还没有充分发挥出用处，太快了。这次中央台用来在深圳（5G）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也只是个演示性作用，这种演示还不足以变成大规模的商业行为。
在技术研究上，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干啥？就是我们向谷歌学习，谷歌的母公司赚了钱就去研究很难实现的东西，还研究长生不老药，它也是为人类社会贡献，把财富转移到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去，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就是向谷歌学来的。就是把钱投出去，探索人类未来。我们支持给大学教授做基础研究，他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既可以照亮我们，也照亮别人。但是我们理解比别人快，所以做出的东西比别人快，仅此而已。
我们自己在编的15000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专家是把金钱变成知识，我们还有60000多应用型人才是开发产品，把知识变成金钱。我们对外面科学家的探索，就是给予适当的支持。
记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础研究就不适合由公司去做。
任正非：但是如果公司不做，我们就不能领导或领先这个时代，那我们就不能赚超额的钱，我们就不可能有超额的投资，那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工厂了。我们为什么能胸有成竹一路领先？在电子上我们已经做出最先进的芯片ARM CPU、AI芯片，在光子的交换上，我们也是世界最领先的。在量子方面，我们在跟随，至少在研究别人的量子计算机出来后，我们怎么用。
我们在电子、光子、量子这三者之中，有两者是走在人类社会前面的，在量子计算是跟在后面的。所以开展基础研究，才可能有超额利润，才有钱做战略投入，才能领导社会前进。外面的科学家欢迎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把他们当作灯塔，我们不侵犯他们的任何利益。美国有一个拜杜法案，赋予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可以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我们也按照拜杜法案，我们没有什么私心，但我们不是和学校合作，主要是和教授合作，必须有这个领军人物我才跟你合作。
9、记者：如果您来评价华为目前的基础研究，华为处于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您个人的目标是什么？我记得两年前您参加国家科技大会时，您说华为进入了无人区，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一个水平？
任正非：总体来说，我们对自己的基础研究评价应该还不够满意，为什么呢？这30年，其实我们真正的突破是数学，手机、系统设备是以数学为中心，但是在物理学、化学、神经学、脑学……其他学科上，我们才刚刚起步，还是落后的，未来的电子科学是融合这些科学的，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投奔我们。所以，我们在科学构建未来信息社会的结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够的。
关于无人区，当时最主要是讲“时延”问题，比如现在无人驾驶等都是时延问题。前段时间，我太太和我小女儿在欧洲乘坐德国无人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狂奔了两个多小时，欧洲已经在进入L3阶段的无人驾驶。大家也看到我们和奥迪在无人驾驶领域的合作，也是L3阶段。无人驾驶最高是L5阶段，达到L5阶段5G开始起作用，但是还有时延问题。
所以，现在真正无人区的探索就是降低时延，任何电路都一定有电容、电阻，一定会产生时延，人类社会要求无时延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时代发展进入饱和曲线阶段，我们刚好在这个曲线的平顶上，新公司很容易追上我们。这就是我们认为未来的风险。你们看，现在做一个电子产品多简单，买几个芯片一搭就出来了。我们的优势慢慢也不再是优势，这个领域里，我们担忧也跑不动了。
这次总理去比利时参观了IMEC的一个设计平台，总理看到这个平台能把人类电子带宽提高到3纳米和1纳米。如果到了极限，还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石墨烯这时也还不能替代硅，怎么办？我们就把芯片叠起来，但最大的问题是要把这两个芯片中间的热量散出来，这也是尖端技术。所以说，热学将是电子工业中最尖端的科学，这方面我们的研究也是领先的，就是太抽象了。所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都在找路，但如果慢慢找来找去找不到，追兵也很快到了。
10、记者：之前与一位企业家做交流，他说过一句话“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担心被别人追赶上，担心用户抛弃自己的公司。”我想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任正非：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形容词，我们也天天说。如果真是这样子，就根本跑不动了。我们还是胸有成竹的，但是说话总是要夸大一点，好像自己真的是很担忧，大家不要听那些形容词。
记者：那“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任正非：一定。
记者：但不一定是“下一个”？
记者：其他公司都在说要做百年老店，要做传承。
任正非：做百年老店是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是要去除惰怠。曾经有首长说要总结一下华为公司的机制，我说首长您别总结，前20年是积极进步的，这10年是退步的，为什么？就是人们有钱就开始惰怠了，派他去艰苦地方不愿意去，艰苦工作也不愿意干了。如何能够祛除惰怠，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所以我们强调自我批判，就是通过自我批判来逐渐祛除自我惰怠，但我认为并不容易，革自己的命比革别人的命要难得多得多。
11、记者：去年华为人力资源研讨会,大家给您提了一堆意见，总结成十宗罪。您觉得大家提的这些意见是否有道理，您按照这些意见去改进了吗？
任正非：十宗罪，我们把它都贴心声社区的网上了，让18万员工去批判，大家就讨论应该怎么改。这样会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使我们的一些内部的机制逐步地转变。我看心声社区一般只看批评，说好话的我就过滤过去。因为我要看到底基层发生了什么情况，管理层做得对不对。发现后，再找个人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12、记者：您谈了很多基础研究的内容，您年轻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当一个科学家？您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走错路了？第二个问题，您刚才也讲到华为现在钱很多，不知道往哪花。华为的产品做得非常好，前段时间有个传言，说“华为要跟袁隆平合作搞海水稻”，很快华为就声明这是个假新闻，但是在这个传言背后，可能反映了很多人希望华为能够做更多、更好的产品，请问华为有没有跨界的想法？
任正非：第一，华为公司几百人的时候，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冲锋还是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并没有转变，而且我们每年对一个“城墙口”的炮击量已经超过150-200亿美金，这还仅仅是研发费用，其他部门也在冲锋，加起来大大超过这个量了。我们只有集中在一个点上突破，才能在人类社会中立足。当我们要拖上很多“拖斗车”、“马车”、“黄包车”……的时候，我们这个“高铁”也跑不动了。
钱多得花不出去，那只是一个说法，我们都是加大对未来的投资，要把钱花出去、花好也是不容易。每个部门要花钱，预算审查也是极其严格的。比如我们拨了36.8亿美金战略费用，他们怎么花没有压力吗？还有，我们有一个华为大学，培训的大多数是读了博士、硕士，包括还有很多海外名校毕业，实践几年很成功的员工，回来受再教育，然后再出去，再教育、再出去。这费用高得不可想象。华为大学现在还没有修好，下次欢迎你们再来参观。
13、记者：任总，您讲过“接下来的智能世界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华为在多个领域已经成为了领导者，从芯片到服务器、云端，在全球也没有一家可以对标的企业了。华为在业务上有没有边界，边界在哪里？因为不少合作伙伴担心华为抢了他们的生意。
任正非：其实我们做的就是“管道”，给信息流提供一种机会。我们做的服务器存储不就是“管道”中的一个“水池”吗？终端不就是“水龙头”吗？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一脉相通的。为什么华为终端的技术进步那么快？是因为我们在管道技术上的战略储备很多，我们用不完，就把这些部门划给终端，科学家都为它们服务，所以很快就跃上来了。因此，跨界这个问题，我们是永远都是不会做的。前天西方记者也问我“你们会不会造汽车？”我说，我们永远不会造汽车。我们是做车联网的模块，汽车中的电子部分——边缘计算是我们做的，我们可能会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但是它不是车，我们要和车配合起来，车用我们的模块进入自动驾驶。决不会造车的。因此，我们不会跨界，我们是有边界的，以电子流为中心的领域，非这个领域的都要砍掉。
14、记者：最近我看到很多报告或演讲，包括美国智库，提到未来在全球科技领域可能会有中美两个阵营。您对于未来科技行业的走势是怎么看的？因为华为从来不站队，但是现在这种大国博弈的情况下，华为还有可能独善其身吗？
任正非：如果将来会出现中美博弈，中国首先还得重视教育。我们在海外派遣员工有4万多名，为什么大多数员工都不愿意回来？孩子上学问题，回来以后怎么插班，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这样一系列问题，让我们的员工流动不起来，孩子回不来。即使在非洲，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但是回到深圳就进不去学校。因此教育是我们国家最紧迫的问题，要充分满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每个家长最操心就是孩子。因此，盲目的人口红利化是错误的，因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走向人工智能。
东风汽车的竺总问我，我说“中国无人驾驶可以从拖拉机做起”，我们不与西方同一个轨道竞争，就把拖拉机做到24小时耕地，不怕蚊子，不怕下大雨，不怕爬高山，农业生产效率不就提高了吗？
15、记者：您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我现在看到很多公司已经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主要的目标，言必称人工智能。您担心这个趋势会导致人工智能形成一个泡沫么？
任正非：人工智能有可能是泡沫。但别害怕这个泡沫破灭，那些失败的专家工程师，我们招聘，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产结构，改变我们在全世界的服务结构，我们需要这些人。为什么我要失败的人呢？失败的人就是理想太大，平台太小。但是我的平台很大，能够容纳你跳舞。为什么人工智能会出现泡沫化？就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世界实际上只需要一家公司，比如说办公系统，谁还能取代微软？真正的机器人出来后，90%的机器人公司就困难了。因此，我很难解释人工智能是不是有泡沫。我们公司在工程上，比如新疆高山上的基站，是京东快递小哥骑着摩托上了山，把设备按照我们的说明装好以后，我们人在西安调测，调测通过就验收了，报告、发票就出来了，钱就付给你了。如果我们不是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提升生产效率，我们公司就不可能实现低成本，不可能获得高利润，也不可能加大对未来的战略投入。
16、记者：您认为华为当前主要是什么困难？
任正非：我们觉得除了困难，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
17、记者：请您讲一讲国际业务，接下来华为在国际业务拓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任正非：没有变化，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
记者：打算继续在哪些领域重点做？
任正非：不改变现在的方向，不进入不熟悉的领域。
18、记者：虽然西方媒体也问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了解孟女士这个话题，希望您作为父亲来回答。您第一次听说女儿被加拿大扣留的时候是在什么场合？您现在与她沟通渠道顺畅吗，现在情况如何？1月29日是美国正式引渡的最后期限，有没有困难?
任正非：孟晚舟和我本来是去阿根廷开同一个会议，而且她还是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她是在加拿大转机，不幸就被扣留了。我晚她两天才出发的，是从另外的地方转机的。我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作为孟晚舟的父亲，首先感谢中国政府维护孟晚舟作为中国公民的权益，为她提供了领事保护。我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孟晚舟所表达的支持、关心和关注。
我与女儿现在就是打打电话，电话上也仅仅是讲讲笑话，晚舟也很坚强。
19、记者：您是反对封闭式的自主创新的，对不对？然后，您又提到最先发明量子计算机的一定是IBM或者微软。
任正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华为可能不是第一个。
任正非：肯定不是。
记者：那我想问一下，一方面每年我们投入这么多钱在研究与创新，另一方面我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关于技术创新的共享和自主研究，这两者的平衡点是什么？
任正非：在精神上我是支持自主创新的。所有科学家的创新都是自主的，它是一种精神。我认为在尖端的未知上更多的强调自主创新是可以的，比如嫦娥4号，人家不给你，那你得自主。但是我们不能在低层面上强调自主创新，一个螺丝钉你也要自主？日本、德国的中小企业很了不起，日本一个企业几十年就做一个螺丝钉，这个螺丝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不松动，全世界到处高速设备、高铁、飞机全部都用这家螺丝钉。我去过莱卡，莱卡就是一个乡村工厂，一个老太太，35年就做涂外层油漆的工作，说机器不能代替，做不到她那么精细，所以她还在做。我觉得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是可以的，但不要说人家已经做好了，我非要重复做一下才证明自己是光荣伟大的。我认为只有开放才可能快速的实现目标。
20、记者：这次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因为美国而起。如果想要借这个平台对美国政府或者美国社会说一些话，您特别希望讲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美国发出不同声音的可能也是少量政客，他不能代表美国人民，也不能代表美国工业界、美国企业、美国科技界。美国的工业界和企业界还是坚定不移支持我们，坚定不移加强与我们合作。所以，少数政客的声音是会有很大的噪音，但是起到多大作用，最终还是要看结果。
21、记者：您为什么说特朗普是一个伟大的总统？这好像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任正非：因为特朗普把税率降得非常低，有利于产业发展，对美国来说，这就具有了百年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他一天到晚去跟这个国家吵，吓唬那个国家，而且乱抓人，大家都不敢去投资，那么他减掉的税就没有人去补起来，美国经济就会开始大幅度下滑。但是下一位总统不会改变低税制度，他会到处去改善关系，他会说“你来投资吧，美国条件好，税低、土地便宜，什么都便宜”，也许美国真就振兴了。就降税这一条评价他高水平。邓小平挖了一块“洼地”，大量水往那里流，中国经济就崛起了。所以，是从这点来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另外一点不是批评他吗？现在没人敢去美国投资。所以，他具有两面性。
我在英国，听卡梅伦、奥斯本讲过，要把税率降下来，同时把福利也减掉一些，正好对冲，经济是平衡的。福利怎么减呢？所有要领救济金的人首先要去申请就业，没有就业就去做社区服务，比如照顾孤寡老人，帮做家务，打扫街道，你不做，就不能领救济金。英国在不断推行降税，现在已经降到了17%了，英国重新恢复投资这个机会窗。
22、记者：刚才提到未来五年，华为将投入1000亿美元用于重构网络，那么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个重构包含哪些体系的调整？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您的这种重构肯定不是对市场国际环境或者国际舆论做出的改变，一定是包含对于未来机会的战略判断，您认为世界的通信市场包含着哪些重大的机会点？
任正非：我们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网络做到极简，把网络交易模式做到极简，把网络做到极安全，隐私保护遵从欧洲GDPR标准。达到这四个点，我们就依然会有增长。
记者：那未来的机会点呢？
任正非：网络架构的重构，还有未来人类社会对于图像的需求，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空间。大家参观展厅的时候看了8K的电视画面，看了会喜欢吧？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经济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那么为啥不可以做到位呢？
23、记者：华为业务前景这么光明，为什么说华为下一步可能会倒下呢？
任正非：早晚的事情，这是个哲学命题，不是一个现实命题。
24、记者：华为是世界上几乎唯一做B2B业务成功，做消费者B2C业务也非常成功的企业，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任正非：我们把做网络的技术能力也应用到了手机业务。比如，手机的图像系统很好，就是来自我们网络的图像系统对数学的研究。下一步，我们网络连接业务会更成功，会是全世界最好、最智能化的连接，这些领域其实都是相关的。
25、记者：消费者业务的成功是偶然的吗？
任正非：大家知道，世界会变成一个智能社会，智能社会怎么感知呢？必须要靠终端，终端的感知要靠传感器、显示器。所以，未来终端的路很宽广，包括物联网……，手机只是终端的一个领域。
26、记者：前两天您接受外媒采访，提到“隐私保护方面要学习苹果”，之前华为业务也说过“学习爱立信”。以华为目前的业务结构和体量，现在还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吗？或者说您觉得华为现在应该怎么做，在大方向上有哪些需要去布局的？
任正非：第一，亚马逊的开发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一个卖书的书店突然成为全世界电信营运商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全世界电信设备商的最大竞争对手。第二，谷歌也很厉害，大家也看到“谷歌军团”的作战方式。第三，微软也很厉害。怎么没有学习榜样呢？到处都是老师，到处都可以学习。
27、记者：现在苹果也陷入了一个创新的困境，业绩、股市也在下滑的，您怎么看？
任正非：苹果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因为苹果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这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结构性改变。
28、记者：您希望中国的网友怎么来看待华为，您希望华为在海外能树立一个怎样的形象？
任正非：我觉得呢，就是网友要更多的宽容心。大家也看到,有些科学家因为发布了一些不同的科学见解，然后被网友们骂得狗血淋头。科学家就像哥白尼一样，日心说在当时就是胡说八道，人还敢跟神做斗争，你比神还伟大了吗？那我们就要宽容一下今天的“哥白尼”，这样我们国家将来才有新东西。科学家会提出很多新东西，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千奇百怪的想法，我们要宽容他。
29、记者：任总，您是军队出身的背景，我们了解到您也是一名党员，这样的身份，对于您作为一个大型跨国企业的掌门人来说，是一种财富，还是一种负担？
任正非：这两者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大家不要把商业模式和意识形态混淆起来。比如，西方的宗教是相信上帝的、相信神的，但火车是他们设计的，是靠煤炭推动的。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商业社会，不能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就要去做雷锋无私奉献，就不要去搞商业模式，那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我们要用经济规律来对付经济规律。
30、记者：你们把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作为今年的最高纲领，这是基于什么原因？
任正非：这是永久的要求，不是今年的。为什么呢？过去我们是普通的传输和交换时代，任何病毒都进不去，所以最早80年代使用的通信系统没有网络安全问题。后来由于IP的出现，IP绕来绕去，可能会多几个缺口。未来时代是云时代，到处都是缺口，谁把网络安全做好了，客户就会买谁的。我们把网络安全提升了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是因为我们面临未来要支撑云时代。不是今年，是永远的。
专访
（二）美国CNBC独家专访：
华为就像一架伊尔2轰炸机，英雄自古多磨难
2019年4月13日，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先生接受美国CNBC独家专访，记者一共问了37个问题。谈到孟晚舟时，任正非表示：“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2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她可能就是英雄了。我估计有可能她将来会当英雄。”
以下为采访的纪要：
1、问：任先生，您是三十多年之前花了5000美元创办的华为，当时创立华为时，您是怎么想的？对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当时创立华为的时代背景，其实我们还不太理解中国正在开放改革。因为国家要走向开放改革，其实我们基层老百姓并不太理解党中央的重要决定，那时面临着党中央不断把中国的军队裁掉，因为当年的中国军队太庞大了，要裁减军队。不止我们不理解，连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裁掉杂牌部队，保持正规军。结果我们作为杂牌部队首先被裁掉，铁道兵和机械工程兵属于不是打仗的部队，先被裁掉了。裁掉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地方，那时中国开始市场经济，至少沿海在开始市场经济了，已经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从军队过渡到市场经济开放的深圳前沿，我们非常不适应，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就犯错误，因为不知道市场经济怎么做，肯定就做错了。做错以后离开单位，要找出路，出路在哪？不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懵懵感觉——通信要大发展，我们能不能在通信里面找到机会？因为这个市场大。当时我们认为，做一个小东西总能卖一卖，但是不懂得通信是全城全网的，要连通全世界的，只要它不标准，不可能进入这个网络销售。实际上我们走进了一条残酷的道路，标准很高，公司很小，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当时是极端困难的。
我是学建筑的，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而且是模拟技术，即模拟的自动控制。当时的模拟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的控制方式。当我离开军队走向社会时，已经是186、286、386的电脑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很不适应。所以，我们那时出来以后，需要寻找一种工作机会来养活家庭。因为幼稚，以为这个产业很大，以为我们能赚点钱，进来才知道通信这个产业太残酷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我们总共只有2万多人民币，创办公司时需要缴各种费用，拿到证时已经没钱了。如果我们再退回去做别的东西，我们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咬牙做下来了。
2、问：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待过，而且也经历过中国的困难时期（包括大饥荒）。在这段时期，您学到的哪些东西帮助了华为初期的成长，而且塑造了您整个公司管理的理念？
任正非：爱立信的CEO曾经问过我，当然，当时我们公司还是“毛毛虫”起步的时候，爱立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过了二十多年后，爱立信的CEO曾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迈这么高的门槛？”当时通信行业门槛特别高。我告诉他：“因为不知道有门槛，我就迈进来了，迈进来以后才知道门槛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虽然我经历了中国大饥荒的时期，也经历了大饥荒以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也参加了中国引进法国的大工程。对我来说，有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吃苦”。因为我们在年轻时没有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读一个高学校，我们就是想把肚子吃饱，所以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军以后，我们在东北建设辽阳化纤总厂，当时是从法国引进的世界先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很高。当时东北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的房子是很简陋的土坯房，多数房子都漏风。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个战士轮流烧火，如果不轮流烧火，火灭了，可能大家都会冻僵。一边是这样的生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工厂的建设，就是“冰火两重天”。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毕竟在中国搞文化革命时不重视技术、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的时代，我们碰到一个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要有技术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极端艰苦，工作极端世界先进化，对我人生是有很大锻炼的。
同时，那时我们不能检验外国的仪器，中国也买不到检验仪器，我就发明了一个仪器。今天看来这个仪器不算是什么技术创新，但是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小小的不错的发明。正好碰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要重视技术、重视人才、重视文化了，我刚好有这样一个发明，就被国家放大成一个大成就，给了我一个较高一点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还没有坐稳，我就遇上了大裁军，全部集体转业，那我又落下来了，重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3、问：您刚才提到爱立信的CEO说“华为怎么这么大胆，一下跳到电信产业”，今天华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一路走来，它的发展驱动因素是什么？
任正非：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主要是因为家庭贫穷，唯有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做作业，或者找一些报纸的边角纸来解解方程。这种兴趣爱好在文化革命时期，我也通过数学的推演设计了一种仪器，这种仪器后来又被国家高度肯定。作为我人生来说，对科研是有所感觉的，因为我做了小项目。
当我们公司走进电信大门时，开始帮人家代售机器，赚点小钱。后来人家不怎么给我们了，我们利用代售机器的经验去做了40门农村交换机，给40个用户能用的交换机。这种交换机可以给酒店、小单位用，从两台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开始做，逐步走上这条路。
同时，我在集体转业栽跟头以后，读了大量法律书籍，使我理解了市场是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货物，一个是客户，货物和客户之间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拥有客户，只能拥有货物，要懂得法律。我通过自学懂得了法律，然后集中精力研究货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产生货物。
4、问：谈谈您的管理风格。您在面向内部员工进行演讲时，经常会使用一些军用语，包括战斗性语言，这对您来说是一场战役吗？
任正非：我讲的是压强原则。坦克可以走过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针是可以扎进去。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像“针”一样，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用了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炸这个“城墙口”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所以，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开始领先西方，这样我们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和Office，亚马逊也是，Google也是，Intel也是只做芯片。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但是每个企业都不是优秀。美国公司就是一个窄窄的面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学习。
为什么会用一些术语呢？因为术语最简单，让大家明白。如果要解释商业怎么做的行为，没有一些好的名词来形容它，就借用了这些名词。
5、问：您这种军事化风格的演讲方式让华为员工充满了干劲呢，还是有时候被军事化的演讲风格所吓到了呢？
任正非：我认为，被吓到的人应该也很多，因为我们离职的员工应该有16万人。现在公司总员工数是18万多人，经过华为公司这个门的虚拟人数有30-40万人，实际留下只有18万人。大家为什么能接受？因为要产生粮食、要创造成果，不然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这些名词，也不存在被吓到的问题。
6、问：任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针对华为的批评。有些政府批评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关切，跟您原来作为共产党员的经历有关，也会说这对于华为的运营意味着什么；还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华为有可能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存在这样的风险。其实这都是非常强烈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您如何回应？
任正非：我们在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国政府缴税。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上两点。我们在别的国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这两点，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国家缴税。如果我们在170多个国家没有缴纳税收，没有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在那个国家也不会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两个原则。
我们的财务报表，是由KPMG审计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在财务报表上会有反映的，KPMG不会有意识去刻意隐瞒。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
7、问：刚才提到华为会在其他国家遵守本地的法律，现在外界也有批评人士说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强制要求中国的企业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如果中国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要求华为把网络中的数据提供给这些政府，华为会怎么做？
任正非：第一，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慕尼黑信息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运营所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外国情报”。第二，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再次明确了这个问题。4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克罗地亚参观“16+1”展览会时，又叮嘱我们员工“网络一定不要装后门”。这应该代表了国家领导人给我们的指示“不准装后门”，所以我们不会去从事这个问题。
另外，华为公司也不会轻易接受谁的指示去装后门。在170多个国家中，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安装后门的丑闻，可能我们在这些国家的销售就萎缩了。销售萎缩以后，大量员工可以辞职走了，剩下我这个不能走的人背负几百亿的债务，怎么偿还？偿还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债，这种日子好过吗？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听谁的指示去安装后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8、问：华为能够给华为的客户怎样保证，说客户的数据安全的？
任正非：第一，我们经历了三十年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证明它是安全的。未来二三十年，我们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也是安全的。第二，网络是掌握在客户手里，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只是提供了组建网络的设备，网络信息在客户手里，不在我手里，我也不需要客户的信息。因此，不可能存在我们单独提供一个信息这种事情。
9、问：任总，您刚才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华为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的距离。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有时代表华为在进行对外的发声。您觉得这种事情对华为是有用的，还是实际上分散了华为的注意力？
任正非：作为一个领导人，感到自己国家有一个好企业，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华为现在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美国政府可以说华为不好，那中国政府也可以说华为好，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过去就没人帮我们说过话。
现在中国政府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卖得动产品，但是美国政府说我们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一百多年来，美国怕过哪个国家、哪家公司美国什么都不怕。美国太强大了，怕一个小公司，别的国家说“你的东西真那么好，让美国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测试了，我们直接下单买吧”，有钱的石油国家就是这样买的，它们有钱。美国帮我们宣传，他们就大量买我们的产品。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
10、问：您刚才的意思是说美国害怕华为吗？
任正非：不害怕，到处宣传干什么呢？
11、问：我们暂且来谈谈美国。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类比：您觉得现在华为是不是美中贸易争端或者美中关系中间的人质？
任正非：我不清楚美国的发端是什么，他们到底想怎么解决贸易争端。但是我认为，我们解决不了中美两国争端的问题。两个大“球”碰撞时，我们最多像“西瓜”一样，一挤就碎了，对中美贸易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二，我们在美国本来就没有销售，美国说“不准销售”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加关税也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没有销售。
如果美国认为我们是一个抓手，他们可能抓错了。另外，我们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争端，因为我们没有销售，对中美关系没有影响。中美两国谈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华为”两个字，所有新闻中都没有“华为”，双方都不提，这就说明华为不重要，对中美解决两国关系不重要。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12、问：美国现在还是面向它的盟友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盟友国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如德国、英国也要求他们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当然现在这些国家有不同的想法。您认为，现在欧洲面向华为还是持开放的态度？还是一旦一个国家真正禁止了华为，整个欧盟都会统一步伐？
任正非：第一，我认为，我们和客户之间的交往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二、三十年来，客户对我们的了解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消费者有自我选择的标准，不是以政治家的号召来选择商品的标准。因此，对我们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欧洲短时间有挫折，不会有影响。我可以简单告诉你一个数字，今年一季度我们终端销售的增长超过70%，网络设备的增长去年是-1.5%，今年一季度增长15%。也就是说，我们还在增长，并没有衰退，说明对我们没多大影响。
欧洲国家想多考虑一下，我认为是正确的。德国也提出了一个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公约，就是所有设备厂家都不能安装后门，都应该签无间谍行为的协定，我们支持拥护。全世界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装后门就是犯罪，我们支持拥护。
当我们和德国政府谈判签订协议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领导也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本着自己的良心签协议。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李克强总理在人大答记者问题上讲话，李克强在克罗地亚参观展览时亲自给员工讲“不准装后门”，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和德国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们也会推动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一个网络安全的协定，遵守欧洲网络安全标准、遵守GDPR的标准。
未来五年，我们的研发经费将超过1000亿美元，完成网络重构，除了网络极简、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实现外，销售收入要从今天1000多亿美元提升到2500亿美元左右，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
因此，我们这样的努力，是不是让欧洲也能理解我们？如果理解我们，也会买一些；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能就不买，那么我们就卖给别的国家，市场适当收缩一点。
13、问：您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无间谍协议应该覆盖所有的公司（包括美国的企业）？您觉得这是面向未来一个正确方法吗？
任正非：这是别的国家，我没有权力去要求别的公司也要遵守这个协定，但是我们会率先遵守这个协定。支持德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协定，我们率先遵守。别的公司应该怎样的态度，我们是无权要求别人的。
14、问：孟晚舟现在正面临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自从她去年12月份被扣押之后，您感觉如何？
任正非：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罪，第一点是有没有事实，第二点是不是有证据。这些事实证据在法庭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晒出来，这时再做出公正、公平的判决。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
我自认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证据，也没有那么多事实。因为我们公司自创建以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东西，可以凌驾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国家的技术上。如果我们不遵纪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来。
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们相信司法程序能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是公开透明、公正、公平的，因此我们等着法庭对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15、问：孟晚舟毕竟是您的女儿，女儿被捕之后，您作为父亲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
任正非：儿女大了，他们成长太顺利了，受点磨难应该是好的。“没有伤痕累累，哪能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我认为这个磨难对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财富。经过这些困难，有利于让她意志更加坚强，成长更加有利，就让她继续煎熬吧。
16、问：您最近跟她联系过吗？如果联系过，你们大概聊些什么？
任正非：我们经常打打电话，说一些家常里短，不会讲别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通信是受监控的，能讲什么呢？就讲一下生活。
17、问：之前您提到在孟晚舟被扣押之前，曾经提出想要离开公司，对于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讲，她的下一步是什么？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以为网络上已经传遍了她想离职的事情，我就随意地说出来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她给我写的一封信上提到她想离开公司。但是现在她受磨难以后，反而不想离开公司了，因为她觉得公司太艰难了，她理解了公司的艰难，要共渡这个艰难。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架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还在飞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2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她可能就是英雄了。我估计有可能她将来会当英雄。
18、问：现在孟晚舟不再想离开公司，如果以后她被释放回来，在公司的角色是什么？
任正非：原来干什么工作，继续干什么工作。
19、问：我想再问一些关于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加拿大代表美国政府扣押了孟晚舟，您觉得孟晚舟在中美贸易战中是不是被作为了一个人质？
任正非：也许吧。
20、问：您之前说华为不应该成为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抓手，特朗普总统之前表态有可能介入孟晚舟的案子，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您会欢迎这样的做法吗？
任正非：不知道。因为特朗普怎么想，没告诉过我。
21、记者：您有没有尝试过主动联系特朗普总统来进行交流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电话号码。
22、问：如果您说孟晚舟有可能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人质，是不是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在针对孟晚舟的指责是不正确的？
任正非：对于孟晚舟和华为的指责是否正确，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了，华为也已经在法庭应诉了，我们认为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在达拉斯起诉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在适当的时间里必须要回答，华为公司有罪的证据在哪儿？
这些问题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谈判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看谈判的所有纪要中，美国不提华为，中国也不提，说明还是要靠法律来解决。相信美国的法律是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
23、问：您刚才提到并没有跟特朗普总统沟通过，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领导力风格，或者说他是什么样的策略方式？
任正非：如果你要我单独评价特朗普，我希望把华为撇开，我现在不是华为的代表，我只是一个理论学家。
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的总统。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税收大幅度降下来，历史上没有过。税降下来以后企业就会焕发活力，企业会把大量存留在国外的资金转回美国，只缴12%的税，给美国国家资金提供了大量的充裕度。去年美国企业还在大规模补税，财务报表可能不太好。今年税补完了，我认为7月份美国公司的财务报表会大幅度提升，美国股市可能在7月份暴涨，会增加人们的投资信心、消费信心，有可能使美国经济转好。这是第一点，是他伟大的一点。
还有他不足的一点。他今天吓唬这个国家，明天吓唬那个公司，到处乱抓人，谁敢到美国去投资啊？投资等于关起门来打“狗”，谁敢去投资？大家不去投资，美国减下来的税谁来缴？这样财政会空掉。他减了税，是希望大家把水都涌进去。水不敢进去，进去以后，你把门关起来打我怎么办？比如，美国开放了运营商，说所有的运营商采购我们几百亿美元，我也不会相信，我也不敢把几十亿美元投到美国去，因为一旦他翻脸，我们就不能在美国做买卖了，我们的几十亿美元就被关门打狗了，这我可受不了。这点是缺点。
他应该在税减下来后到处去握手，大家觉得美国是投资的好地方，大家都去美国投资，美国的经济就会暴涨。美国并不需要靠武力征服世界，美国有这么好的科技，有这么强的能力，又有经济实力，是可以征服世界的，不需要军舰。军舰是没有用处的，敢打谁？打别人，别人咬你一口，你也受不了。别人说“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打一下也不怕”，但是美国是富裕国家，不能随便经济打压。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总统，但是在全面考虑引进外国资金到美国方面思考不足。这与华为无关，我是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评价他。
24、问：谈到特朗普总统跟中国的谈判，有人说特朗普总统成功地让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上让步。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跟美国的这一轮谈判上，是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任正非：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也不清楚政府谈了什么。我只关心自己的生产增长。至于政府谈了什么，让了什么，获得什么机会和利益，我不知晓，也不关心。
25、问：您刚才提到并没有跟特朗普总统沟通过，假设你们两个人共处一室，您会给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任正非：合作共赢。两个国家、两个公司一定要合作起来共同获得胜利。美国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这么多优质的商品，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的市场，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科技，合作起来这两个“火车”就开起来了，可以把全世界经济带出困境。
我认为，中美之间就是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话可说。
26、问：任总，您过去曾经说过美国并没有看过华为的技术，也没有看过华为的源代码，您是否愿意让特朗普（包括特朗普政府）到深圳看一看华为的技术，让他们所担忧的问题放下心来？
任正非：到深圳来看，我很欢迎。
27、问：华为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现在华为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从长远来看，华为还想在美国市场做生意吗？还是说主要维护声誉？
任正非：我们主要是希望在美国获得一个公平对待的政策，美国对华为不能歧视。至于在美国能不能做生意，是取决于客户是否购买我们东西，不取决于特朗普讲话。
28、问：华为的消费者业务已经做到几百亿的规模，您之前说过希望华为智能手机做到全球第一，经常把苹果作为华为的标杆。乔布斯和库克成功地把苹果打造成一个高端、高质量的品牌，您觉得华为的消费者业务今天达到这个地步了吗？
任正非：我认为乔布斯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人。乔布斯去世那一天，我们在一个山沟沟里度假，我的小女儿是乔布斯的崇拜者，她提议我们站起来给乔布斯默哀一分钟，我们所有人在她带领下为乔布斯默哀了一分钟。乔布斯的伟大不是创立了一个苹果，而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他的伟大不能被简简单单地评价，我认为他是超级、超级伟大。
苹果也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苹果打着“伞”，卖的产品价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场空间很大，让很多其他厂家生存。反思华为公司在电信领域，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有错误的，我们是基于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我们的成本比较低，一是因为技术上进步速度比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较低；另外，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运作成本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定低了，给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难。我们已经在反思这一点了。
现在我们把商品销售价格提起来了，大家也觉得华为贵了。中间多出很多钱，我们不打算分给员工，不打算分给股东，而是打算分给很多大学，分给科学家，去搞研究，去探索未来。这个未来可能跟我们密切有关系，也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的标准是，在距离我们目标二十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距离目标两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目标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目标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产品就领先世界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5G技术不是华为发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数学教授发明的。Erdal Arikan教授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我们的科学家看见以后，花十年时间做成了今天的5G标准。美国认为很厉害的这个标准，是从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论文转换成的新技术标准。
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会增大，解决超额利润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会分给员工，员工变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动了；也不能分给股东，股东太有钱，太重视资本利益，不行，要合理。我们要把钱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29、问：刚才您提到华为研发方面的投入，比如投到5G芯片，现在华为已经有自己的5G芯片，一般情况下华为主要用在自己的产品中，有没有考虑过把华为的知识产权，特别是芯片面向第三方比如苹果销售呢？
任正非：对于苹果我们是开放的。
30、问：刚才提到苹果、乔布斯，在中国特别是在技术行业，您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商业领袖。乔布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您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为什么没有达到像乔布斯那样的水平？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因为我不懂技术，也没什么发明。
31、问：但是您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
任正非：我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财务。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员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努力冲锋，这个功劳是十八万员工建立的，不是我一个人建立的。我不可能享受像乔布斯那样的殊荣。有时候国家想给我荣誉，我就觉得很惭愧，事情不是我做的，怎么帽子要戴在我头上。
32、问：现在我们谈一谈技术话题。过去几年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联接的世界之中。您觉得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技术是一种向善的力量，还是向恶的力量？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技术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有人问我二、三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们甚至连两、三年以后是什么样子都不能想象出来。在华为公司成立之初时，世界通信是极端落后的，到今天也才三十年，世界各国的乡村大都可以享受超宽带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还会更快，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大了社会进步。
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几个基础：一是超大型计算能力的出现，二是超宽带联接的实现，还有超大型存储体系的实现，包括微型的计算存储、边缘计算在内。社会发展到今天，使人工智能有了可实现的基础。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会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例如，如果拖拉机是人工智能控制，就可以24小时种地，不需要休息，只需要加油。这样，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也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发生飞跃，所以，应该是向好的。
当然，也有很多科学家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逐渐融合，造出新的人类，这只是科学的想象，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实现。即使出现这个问题，也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三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的效能，这是有益社会、促进社会财富巨额增加的。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但缺少劳动力，如果使用人工智能，一个人可以代替十个人劳动，美国就相当于一个30亿人口的科技大国，试问全世界可以用得完这么多优秀的产品吗？
因此，人工智能会使这个世界向好，而不是向坏。当然，会不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畸变呢？那我们还有法律、有规则来进行管理。因此，不必对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忧虑过多。
33、问：但是在技术领域的一些大人物，也在警告由于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例如特斯拉的马斯克不断提醒大家，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夺掉人类的工作。的确，现在人工智能在不少领域变得比人更加智能，甚至有人说未来可能会把整个人类都替代掉。对此怎么看？
任正非：最早我看到比尔·盖茨和霍金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问题，但后来比尔·盖茨的讲话也改变了，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有巨大促进作用。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有能力驾驭人工智能，把它用到有益的事情上。比如电子翻译软件，实时就把七十种语言翻译完了，但没有伤害人。人工智能减轻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可能很多翻译、股票分析师就失业了，但他们可以转到别的行业做事，发挥价值。因此，我认为对负面的东西不要担忧过多，担忧过多会抑制科学的发展。
34、问：有人表达了一个担心，就是像人工智能这些非常强有力的技术，最后都会落到少数的大的技术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就会变得太有权势了。您认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未来会不会因为手上的权力太大而需要监管呢？
任正非：未来社会新技术的发展会走向赢家通吃，比如说世界上还有没有可能哪家公司在Office、Windows上超越微软、战胜微软？微软就是赢家通吃。越来越多的公司掌握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技术是没有生命的，是可以被广泛应用的。对这些新技术公司我是主张监管的，我们支持透明监管。我们也愿意接受监管，所以才和德国政府讨论，愿意接受德国的监管。但是，对这些技术的垄断是造福社会的，而不是破坏，因为它掌握的不是核弹，也不是武器，比如说翻译软件，计算太快有什么坏处吗？一定要慢才是好的吗？
人工智能是造福这个社会的，不能害怕人工智能而阻碍发展。基因最早是孟德尔做豌豆杂交实验时发现的，当时也没什么用处，睡了一百多年，后来科学家才发现了基因、DNA的价值。但中国没有接受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理论，推行的是米丘林学派，就延误了很多年。现在讲转基因，也就是编辑基因，编辑植物的基因大家不反对，为什么人的基因就不能被编辑呢？如果一个人有病没办法治疗了，把基因编辑一下可能病好了，当然，病好了几十年后可能会有后遗症，带来想象不到的病症，那总比当期就死亡要好。在不断的实践中，就找到了怎么治疗的病症。例如先天性的眼盲和耳聋，一定是基因缺失造成的，通过基因改变就一定能治好。现在谷歌用感应神经的方式让盲人复明，当然不像人的眼睛那么好。人类社会技术不断前进，也有特别优秀的天才人物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结合起来，二、三十年以后就可以造人，这是大家恐惧的原因，那他毕竟还没有造出来。
35、问：今天对话接近尾声，问一下您个人未来的计划。您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华为打造成今天的规模，有没有计划短期内退休？
任正非：长期看，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会退休，我不会长生不老。但短期要看我的神经还是不是健全，还能不能做独立的思考。谷歌可能要发明长生不老药，也许我等不到了。
36、问：您未来迟早会退休的，现在已经制定好了继任计划吗？
任正非：我们的治理章程很清晰地表达了公司将来的迭代更替秩序，可以提供给你们。迭代更替是有秩序的，不在于我来指定谁做接班人。不要担心华为没有接班人，接班人太多了，唯有孟晚舟不会接班。
37、问：之前有人问您未来三十年之后，您对于华为的愿景是什么，您当时的回复是说两三年看不清楚，怎么看出二、三十年。还是想问一下，未来几年这个行业会出现哪些大的技术发展？
任正非：我认为最大的技术发展是人工智能的实验和应用。公司发展的方向，一是把联接做到世界最好，5G也是连接的一部分；二是在边缘计算上也做到世界最好，对超级计算和中间计算这种大型计算我们不做，只做边缘计算。另外，我们在存储领域正在和很多厂家合作，也争取做好。未来在边缘计算上，不是把CPU做到存储器里面，就是把存储器做CPU里面，这就改变了冯·诺依曼结构，存储和计算合而为一，这样速度快。当然，大型设备中还是离不开计算、存储、连接等要素。再者，未来我们也争取为云的社会做出贡献。
专访
（三）《华尔街日报》独家专访：
美国政府和我们没有根源上的对抗
任总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纪要
2019年11月5日，深圳
1、《华尔街日报》总编 Matt Murray：任先生，谢谢您！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接受邀请到华为看一看,并采访您。我们刚刚在您欧洲风格的园区还有俄罗斯风格的走廊转了转。所有建筑都非常宏伟。在当前的形势下，您是不是想借此传递关于华为实力，或者深受商界影响的中国在全球舞台所展现出的实力的一些信息？作为一位美国人，我在来到华为，看到这些宏伟的建筑以及您向我们展现的其他所有东西之后，很难不这么想。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想传递出一些什么信息？
任正非：首先感谢你们来采访我，你们可以尖锐提问，我会坦诚回答。
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基地建筑群和机加中心展厅建筑都是日本人设计的。我们每个产品线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展厅，展厅一般设在地下一层，参观完以后到地面上来喝杯咖啡、开个小会；两个白色、黄色的大厅是为开大会用的。所以，这些艺术设计都是建筑师促成的，与我们的文化宣传没有关系。
我们正在上海青浦新修一个研发基地，大概有2600亩地，由5个西方著名的建筑师公司设计。他们参照芝加哥湖边建筑群景观设计，带有现代经典建筑气息，和上海十里洋场环境结合起来，容纳外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所以，建筑本身与华为文化没有关系，与建筑师的欣赏与投标、中标有关。
Matt Murray：你们的员工在引导我们进展厅走过一个走廊时，说这是“川普走廊”，所以下面的走廊是不是承载什么特别的信息？
任正非：没有。但是它很美，是由150多个俄罗斯著名画家画的。因为他们国家受美国制裁，生活困难没有着落，由于经济困难而来为我们画画的。他们说“没有川普制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画家为你们画画的”。他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戏称这条走廊叫“川普走廊”，说你们要感谢他，连克里姆林宫也没有这样漂亮的走廊。
Matt Murray：你觉得特朗普总统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个走廊吗？您没有想过他会亲自过来看一看吗？
任正非：非常欢迎他来。如果他在任期间不方便，可以退休以后过来，我们会很热烈地欢迎他。退休后的卡特总统在多年前就曾经来过我们公司。我们欢迎美国的总统、议员、高官、记者……，有机会来华为访问，我们会很热情接待，毕竟美国是伟大的创新型国家。
2、Matt Murray：现在，我们来聊聊美国。其实从很久之前，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前，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也就是说在特朗普和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华为和美国之间就存在问题。您觉得美国政府和华为之间长期存在对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美国政府和我们没有根源上的对抗。我们公司一直是比较崇拜美国的，大量学习美国文化与管理。从华为创业开始，“不眠的硅谷”这种美国精神就铭刻在全体员工心里，我们一直努力在向美国学习。硅谷有很多公司在车库里创业，我们那时候没有车库，就在城中村农民房里创业，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美国公司走过的历史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过去二十多年，先后有几十个美国的咨询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管理咨询。这些顾问公司都十分清楚我们的组织结构与流程，流淌的都是美式文化；我们的财务审计十几年来都是KPMG，如果想了解华为的财务状况，只要在KPMG看十多年的底稿，就可以知晓华为真实的财务状况。
因为三十年来我们都是困难重重的，习惯了困难，所以我们没有感到奥巴马时代带给我们多大困难，特朗普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激励，逼迫我们不能惰怠，为了生存下来就要努力“划船”。大家如此努力地“划船”，把今年的销售收入划多了，利润也划高了。如果今年年底公布的利润高了，我会很担忧世界怎么看我们。华为被打压，怎么利润还高了？其实就是因为全体员工更加努力了。因此，我没有感到和美国之间有多大冲突。
3、Matt Murray：既然是这样，您又怎样解释美国现在对华为展现出的敌意？考虑到美国政府现在对华为的态度，您觉得华为在历史上有哪些事情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呢？
任正非：我认为，主要还是美国对我们缺乏了解。美国公司也是从小变大的，在我们后面成立的公司有亚马逊、谷歌、Facebook……，它们现在的发展比我们还厉害。我们还跟在他们的后面。我们比较保守一点，成长时间比它们长。
总而言之，美国公司走的道路是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兼容的高水平道路，在产品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时，已经构建了一个世界级、全球化的商业计划。而我们公司因为眼界低，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没有见过世面，都是从技术创新开始做，研发人员都自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等产品出来才想到做商业模式，发展速度相比美国公司就慢一些。至今为止，我们公司还是没有商业领袖，还只是在技术创新，经常是产品做出来一、两年了，还不知道怎么卖。现在我们学习得还不够，都是先想着怎么做产品，做出来才会想怎么卖。
4、Matt Murray：现在华为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您们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另外，华为在5G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在您看来，是不是华为的成功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
任正非：我认为，美国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感到对它有威胁，因为美国科技创新的能力非常强。你们可以去华为心声社区看一看，昨天我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美国这一百年来到底有多少发明，讲美国多么伟大。美国有极好的创新机制，不会因为某项技术短时间落后一点就感到压力。我也看到罗斯部长在印度讲话中提到“美国用三年时间就可以领先和超越华为”，我相信完全有可能。
美国在5G上有判断失误的问题。美国选择6G，认为6G带宽更宽、意义更大，美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好。它选择了毫米波的高频段，它认为5G时代不会这么快到来，6G覆盖距离短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还有时间突破，没有想到5G十年就做出来了。华为选择的中频段，也有赌博成份。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走中频段，都选高频段，因为他们认为5G不会那么快投产，没想到十年时间，5G从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会发展成一个产业。他们认为世界的发展会缓慢一点，6G还会有机会突破。如果能解决覆盖发射距离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创新问题，6G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现在理论发明还没有，技术创造还没有突破（相控传送体积大），所以6G只能做到很宽的带宽，传输距离非常短，还没有达到实用化的时候，5G已经开始在世界普及。
所以，不是美国真正输给华为，而是选择时押错宝了，我们押的是厘米波，他押的是毫米波。从这点来说，如果美国转过来追赶，我们相信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因为华为短时间领先就要打我们一棒。
5、《华尔街日报》记者Dan Strumpf：我的问题和美国与华为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对抗有关。在今年的采访中，您多次提到可以把华为的5G技术许可给一家西方公司，更具体地说，是一家美国公司。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有没有美国公司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华为有没有聘请投资银行或者其他中介机构帮忙出售这项技术？您认为5G技术许可这件事情将如何发展？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许可给美国公司，而不是玩什么花招。为什么我们希望美国公司强大起来？因为这样世界可以构筑三角平衡，如果美国缺失5G技术，我们可能长期有麻烦，欧洲也会麻烦。因此，我们是真心诚意许可，并且许可是全面的，它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不会有所保留。许可以后，我们可以并肩前进，相信我们还是可以跑得快的。这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
第二，美国不能跃过5G去走6G，通信行业每一步都要走，跨越式地跳过这步以后，后面的路可能会有很大问题。如果从头再做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美国最多的是钱，我们最大问题是没钱，美国给了我们钱获得我们的许可，我们可以在5G及新技术上更大开发、更快前进。美国有了基础以后，可以发展更快，因为美国有庞大的科学技术基础。开展和平发展与竞争。
目前还没有任何美国公司与我们接触，如果有了需求，我们才会找投资银行帮助我们做交易。
Matt Murray：美国公司或者中介机构可以给你们打电话？
任正非：是的，但是没有啊。是不是他们也害怕？害怕与我们接触有嫌疑。
Dan Strumpf：您觉得为什么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对此表现出兴趣呢？华为被公认为是5G方面最先进的公司。美国公司至少应该对这项交易表示感兴趣，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跟华为接触？
任正非：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接触。可能是担心有政治上的嫌疑，跟华为接触后被怀疑。或者是他们不想做这个市场，不一定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不能主动去联系，美国实体清单禁止我们与美国企业接触。
6、Matt Murray：在华为发展历程中面临了很多关于盗窃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个人的指控。您可能也知道，今年《华尔街日报》有过一篇这方面的报道。为什么这样的指控一直存在？华为有没有解决或者曾经解决过在技术窃取方面面临的挑战？
任正非：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实，特朗普遭受的指控比我们还多。我们从来都是尊重第三方知识产权，美国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给我们交非常多的知识产权费，但我们交给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费更多。我们这么多年累计收了14亿美元的专利费，付出了60多亿美元左右的知识产权费。而且，华为的科研经费每年投入150-200亿美元左右，研发人员将近八、九万人，领先世界不可能靠偷来的。好人也会蒙受指责，我们还是相信美国法庭的判决。
7、《华尔街日报》记者Eva Dou：前一段时间去过您的老家贵州，想了解一下您小时候的背景和成长的历史。我父母是山东济南人，在济南趵突泉附近。
任正非：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很闭塞，对我的成长没有多大影响，就是顽皮一些，让天性没有受到压抑。我不可能在那种闭塞的环境里产生对我后半生多大影响的抱负。我到大学后才有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也对我的人生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家庭政治条件不好，不会有大的前途，不悲观就不错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队在济南，当年在济南郊区窑头，山东师范学院上去一点，我们算半个老乡。
Eva Dou：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部队的，我家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参加部队的，看您之前写的一些研究报道，看到济南这个字，1979年到1984年在济南00229部队，能否介绍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简历不太清楚前期的经历，1944年出生，一直跳来跳去，很多年不知道在哪里。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建设结束以后，国家决定搞十大工程。我们奉命调去建设仪征化纤厂，但是在队伍调遣过程中工程下马了，我们就停留在济南了。据说是中央有人批评这是十大洋跃进工程，因政治原因下马了。当时，我就留在济南机关，做了一个二十多人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建筑机械等东西。
Eva Dou：好像主要研究压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辽阳用数学方法推导了一个仪器，用于化工自动控制系统。后来我在这个研究所允许我继续做延伸的研究实验，因为我那时是名人了，是英雄标杆，所以可以做一些与本部队无关的研究。但是不成功。因为我那时年轻气盛，受到国家的重大表扬后，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难以实现的目标，又想梦想一定要达到，日夜加班。后来几年的研究都不成功，正好遇到大裁军，我被集体裁掉了，项目结束了，人也离开了，那五年实际上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那时山东大学的计算机内存只有16K，怎么也算不出方程和实际的东西，最后不了了之。这段青春应该是虚度了。
Eva Dou：那时我老爸也在山东大学读书。
任正非：我们很近，我们在山东师范学院往上一点，就是我的驻地窑头，我小孩读的小学就是马家沟小学。
Eva Dou：你最开始工作是不是在贵州011基地？你在那边主要做什么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儿参加承建的建筑公司工作，做厂房建筑。
Eva Dou：您不是工程师吗？
任正非：那时我连技术员都不是。那时大学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我曾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来当了几年工人，74年才调到东北；在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才当了技术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当上工程师。
Eva Dou：贵州离越南非常近，那时美国在越南打仗，贵州那个年代部队不是也在开始建军队的通信设备吗？有参加吗？
任正非：那时我与通信没有关系，纯粹是普通的建筑工人，与今天的农民工差不多；到了东北部队以后，我与通信也没有关系，在东北从事辽阳化纤总厂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建设，是模拟的控制系统，就是使用比例、积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统管理，和现在的通信计算机无关。自动控制是我在当炊事员和工人的时候开始自学的，到东北因为没人比我懂，这“半坛子水”得到使用。我到深圳创业后，才开始接触通信行业的。
8、Matt Murray：您刚才提到浪费了五年时间，也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后来是如何创立华为的？您是如何找到投资者并在您之前的基础上支持您创立这家公司的？
任正非：大裁军以后，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弃儿。因为国家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并不知道转折意味着什么，就到深圳来了。对市场什么都不懂。
我们到了深圳，每月工资200多元，当时团职干部200多元挺荣耀的，但一看打工妹都有500多元了。我们就要求国家把转业费发给我们，不要保留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了。国家给发了1800多元转业费，我们夫妻总共领了3000多元。后来我到国有企业工作，也是什么都不明白，没有经营好，做错了事，最后只能离开这家国有企业。
当时，要么出国，要么在国内干，我们家里人不想出国，就留下了。刚好深圳市在1987年出了一个文件，87（18）文，允许个人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我们就冒险做了民营科技这行。当时注册公司需要2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五个股东，我就找了另五个人集资2万1千元，实际还是我一个人开始干。
后来，那五个人要求退出公司，就跟我们打官司，退了很多钱拿走。这个公司变成我一个人的，我有权力把股份分给大家，就形成今天员工持股的模式。
当年如果不分股份给大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公司，干一干就散了，重新又去干一个行业。怎么知道我不会去搞房地产呢？我最应该的是去搞房地产，不应该搞通信，这么傻，又苦又累又不赚钱。那五个人退股的法庭判决书还在档案室，你们可以去看看原始的档案。
Dan Strumpf：您是怎么认识帮助您创立华为的五个投资人的？我们在华为股权室看到他们五个人的名字，发现他们的背景是非常多样化的。您是怎么认识他们的？是您的朋友还是军队的熟人？
任正非：过去不认识，来深圳以后才认识的。创立公司时，对公司拥有股权、拥有未来还完全没有想象，就是为了凑够这么多人、筹够这么多钱，他们没有在公司上过一天班。如果我们关系很好，就不会分家，他们也会到公司来上班。
华为公司前十几年完全是风雨飘摇，就如蜡烛火一样摇摇晃晃快要熄灭的那种感觉，天天处在危机和生存挣扎状态，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信心的。
我没有退路，没有信心也要有信心。还有一些傻傻的人跟着我们，相信我给他们讲的话，以为真能够实现。大家都相信，抱成一团，果然实现了。今天很多人很有钱，不是投机，而是太傻了跟着跑，没有离开。
9、Dan Strumpf：顺着时间轴往后，1992年您曾经访问美国。此行从纽约开始，在访问硅谷公司后结束了您的这次行程。那次美国之行您学到了什么？当时为什么要去美国？是谁组织了那次行程？今天的美国和您当时看到的美国是否已经有所不同？
任正非：那次是美国波士顿一家卖电源模块的CP公司邀请我们去考察，因为我们要买它的电源模块。我们很好奇，想看一看美国，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
我们以为美国是高消费，所以带了很多美元现金，那时中国还没有信用卡。后来我们发现美国什么东西都便宜，很长时间都不理解，才觉得现金带着是负担。最初一起去的有一个人吵着要管钱，就把钱大部分给他了，结果后来他嫌钱装在口袋太重，求大家花他的钱。所以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的东西怎么会这么便宜。
当时我们乘坐灰狗巴士走天下，巴士怎么会这么漂亮？我们坐着灰狗巴士在高速公路飞驰的时候，觉得中国永远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车了，中国永远不会发展到像有灰狗巴士这种状况。
我们坐火车到了硅谷，也不知道硅谷在哪儿，问别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硅谷为何物，因为“硅谷”是中国人喊的，外国人不知道。结果莫名其妙下了车，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刚好是圣塔克拉拉，就是“硅谷”。到了硅谷，我们找不到地方可参观，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认识一个人钟培峰，想办法去交流参观一下，因为我们还要买一些器件。
我们看到美国的先进、美国的伟大，很震惊。美国公司到底有多大？不知道。
我们曾租了一个出租车，穿过IBM做存储器的一个厂，给出租车司机讲“绝对不能转弯，一定要直走，打表，看里程多少”，走了直径是6公里后，司机迷路了，才兜出来。
我们感慨美国的工厂这么大，感慨至今。今天我们仍然是这样崇拜美国，没有改变。不因为美国打我们，就不爱美国了，这是两回事。
10、Matt Murray：您可能也知道，《华尔街日报》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一篇报道，称华为在非洲有个项目是帮助几个非洲国家的政府监视政治对手。该项目是智慧城市项目的一部分。您如何评价这一项目？这个项目是否还在进行？报道出来之后，当地政府作何回应？
任正非：首先，这不是事实，《华尔街日报》要承担责任。我们已经给你们出了律师函。《华尔街日报》是一家伟大的报纸，你们要反思，你们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没有这回事，因此当地也没有什么反应。
11、Eva Dou：我知道您一直喜欢欧洲的文化。
任正非：不是，我最喜欢美国的文化，很奔放、很创新，我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喜欢美国年轻人的疯狂，他们的好大喜功，我太太说我，你们是一丘之貉。欧洲保守一点，舒服了一点，我家人非常喜欢欧洲，我太太今天还在米兰。
Eva Dou：您知道HBO有一个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吗？
任正非：不知道。
Eva Dou：您可以看一下，这是关于电信行业的电视剧，讲的是关于西班牙国王和美国Calvin 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话，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原因也是监控。那时西班牙政府也想监控很多他们的敌人，就支持了这个公司。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想支持一个电信行业，不就是因为监控吗？中国难道不也一样吗？华为公司在这种历史和政治环境下怎么运营？
任正非：汽车制造厂把汽车卖给了用户，车里装什么货物是司机说了算，汽车厂并不知道装什么货物。我们就像汽车制造厂一样，卖给电信运营商是裸设备，网络是由电信运营商管理，我们并不管理这个设备，根本不知道电信运营商是如何运作的。电信运营商做的是管道，疏通信息流，我们做的是管道外面的铁皮，铁皮能知道什么呢？
12、Matt Murray：我知道这是敏感事件，但华为已经成为了一家拥有十几万员工的大型全球化公司。您有信心说在全球各地的华为员工都没有参与到我们所报道的活动当中吗？
任正非：我们有内外合规的监管系统，有道德遵从委员会，在管住员工要符合公司对商业行为的要求。我们不允许违规的事情发生，如果谁有这样的事情，他会受到严处。
13、《华尔街日报》亚洲商业编辑Neil Western：您刚才说华为是卖铁皮的，事实可能不仅如此。因为华为在网络安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过去几年在这方面的投资仍在不断增加。特别是“斯诺登事件”之后，大家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华为的设备进行窃听。从您的角度来看，威胁来自哪里？华为应如何预防这些威胁？
任正非：如果我们在网络安全设计上不投入力量，运营商可能就不会购买我们的设备，很多国家会禁止我们进入市场；如果我们不遵守GDPR，就不能进入欧洲。所以，网络安全、用户隐私保护都成为商品中很重要的一环。
就像汽车一样，所有汽车都是四个轮子，名牌汽车比普通汽车贵一点，就是因为它在安全保护上投入更大，给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如果我们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一是我们不可能销售，二是不可能卖好一些的价格，因此我们必须满足客户这方面要求。网络是掌握在运营商手里的，运营商是受主权国家控制的，我们只是一个卖“卡车”的公司。
14、Dan Strumpf：Matt刚才也提到，华为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有着十几万员工、业务遍及全球的公司。面向未来，华为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未来您真正退出华为舞台后，您希望华为成为一家怎样的公司？
任正非：华为公司三十年来从小公司走向大公司，走的是中央集权管理的道路。这样的做法会使机关总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官僚主义，那么公司迟早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垮掉。
我们阿根廷会议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试点会议”，改革的要点就是把决策权力交到最前方，逐渐让前方的人员职级、能力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前端确实有很多能担负起责任的高级干部，那么往公司后端的流程就可以大幅度缩短，机关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部。机关就会精简，减少官僚主义，减轻供养负担。
为在代表处完成合同审结这样的改革，我们计划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机关会变小，办公室里没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多数是一些职员。这样把顶上重重的帽子卸下来，华为公司的管理倒转180度，就会获得新生。
这是向美国学习的。美国军队就是这样，到五角大楼的人可能没有前途了，到前线的升官很快。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否则谁愿意到艰苦地区去奋斗？
Matt Murray：您希望未来华为的员工都不待在深圳？
任正非：是，现在非洲工作的员工虽然价值创造没有广州的员工大，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广州员工的数倍。
15、Matt Murray：像华为这样的公司，要找一个能替代创始人的人难度有多大？您提到跟美国公司类比，许多美国公司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不知道华为怎么样？
任正非：有些美国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安全关系股市价值，他们走哪里，认为不能坐民航机，因为民航机不安全；还要带保镖，因为他的“脑袋”就是华尔街的钱，“脑袋”没有了，华尔街就垮了。
在我们公司，我实际是一个傀儡，我在与不在对公司没有那么大影响。
当年我们向IBM学习管理变革时，IBM顾问跟我讲“管理变革最终就是把你“杀”掉，让你没有权力，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我说我们有。
十几年内，IBM数百位专家在这里帮助我们变革，华为今天走成这样，IBM给我们奠定了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基础。
权力到哪里去了？按流程配置了，反而基层干部权力很大。
比如，服务员权力大，说“要瓶可乐”，他们就可以拿瓶可乐来；我要瓶可乐，没有流程支撑，只得自己掏钱。
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变革中最成功的一条是我虚位了，下面有各种组织，他们都被赋予了不同权力在循环着，谁都会挑起公司发展的担子来。我们现在把权力的改革倒过来，让基层更有权力，如果这点稳定下来，后继者无法重新改回中央集权。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比较稳定。
16、《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郑子扬：您刚才提到华为结构的调整，阿根廷会议应该是重要的一环。您在听说女儿被捕后，还是决定去阿根廷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对华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在您女儿刚刚被逮捕的时候，您还是决定完成工作去参加会议，这似乎显得有些无情。
任正非：阿根廷是经济困难的国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拉美地区部前任总裁已经开始对阿根廷代表处试点改革，他调回机关，换一个人接替时，我们没有更换改革试点。改革的名称叫“合同在代表处审结”，以前合同的关闭是由公司机关来决定的，现在授予代表处决策权、分配权，他们焕发了积极性。
在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外部环境中，这个代表处做出了很大成绩，证明试点改革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公司有二十多个代表处正在向他们学习推行改革，预计明年代表处会有一定规模化的铺开改革。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人员会大规模减少，为了避免大规模裁员，我前几天签发了一个文件，在战略预备队预设了1万个编制、10亿美元预算，被精简的人员不是辞职走人，而是回到战略预备队来，经过学习、考试合格以后，有机会再往前派，再从事新项目，以此保证公司平稳的改革过渡，避免过度裁员。
17、Neil Western：你们为什么把会议地点选在离G20峰会如此近的地方？
任正非：这与G20峰会毫无关系，那个时候也订不上房。是在他们开完会走了以后我们再开的，是因为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错后了一些时间，在一偏避的风景区，一个叫“小小酒店”的高级酒店。
Neil Western：那时候您女儿刚刚在温哥华被捕，那次的行程对您自己个人也是有风险的，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任正非：肯定会有风险，如果我都怕风险，其他人怕不怕呢？还是要前进的，我从迪拜转机过去，迪拜还是很开放的。
Dan Strumpf：您当时和女儿联系了吗？阿根廷会议对您来说非常重要，您非去不可，但在会议之前几天您的女儿，也是华为的CFO，在加拿大被捕了。您当时有哪些想法？您觉得痛苦、悲伤吗？有没有联系孟晚舟？
任正非：忘了。当时我只想把会开好，好像没有其他想法。
Eva Dou：我们来聊聊孟晚舟的名字。您生日那天，她给您写了一封信，署名是“猪儿”。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任正非：因为她小时候很贪吃，长得胖乎乎的，像小猪一样，从小就叫她“猪”。我的小女儿因为喜欢毛茸茸的玩具猪，把自己称为“猪”，把我们叫做“猪爸”、“猪妈”。
两个小孩都叫“猪”，以前我没有联想过，最近一想，怎么两个小孩都是“猪”呢？也是巧合。
18、Neil Western：在过去一年，华为的问题跟中美贸易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过去一年，您有没有和习近平主席或者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刘鹤沟通，讨论怎么解决华为和美国的问题？
任正非：中美贸易谈判与华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华为在美国没有销售，关税加到1000%与我们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也不会关心中美贸易谈判怎么样。
Eva Dou：华为只是一个筹码。
任正非：是它抓错了筹码。我们不会做筹码，因为我们没有美国也能生存下来。
19、Matt Murray：我可以作证，因为我亲耳听到中国政府在讨论美国贸易谈判时，表示支持华为，还问了我和其他记者，为什么美国要给华为这么大压力，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中国政府说这对华为不公平，他们的确表示支持华为。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们不需要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留好了，没有美国也可以生存很好。但是我们仍然会拥抱全球化的，美国公司供应器件，我们欢迎；如果没有供应，我们也能生存下来。
Matt Murray：华为过去一年业务发展很好，而且一年以来，华为一直在跟美国的供应链进行脱钩。您现在也在说华为在可见的未来不需要美国。是不是说无论中美贸易谈判得怎么样，就算美国又对华为开放了，华为都不会和美国合作继续往前走？
任正非：我们不会脱离全球化，会坚定不移拥抱全球化。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如果美国不给我们提供这种条件，我们自己生存也没有问题。我们在5G基站、传送、接入、核心网已经可以没有美国零件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版本是可以有美国零件的。
20、Eva Dou：问一个历史问题。这些年欧美很多客户怀疑华为有没有政府背景或者政府投资。请问90年代华为曾有个子公司莫贝克，是各个省市的电信局投资的。过了几年华为业务好起来了就把他们踢出去了。之后一直就没有投资机构在华为。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年代设有莫贝克，之后就关闭了？
任正非：第一，莫贝克是一个电源公司，电源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边缘化产品。第二，1992年开始，中国在金融上严格控制。为什么？80年代末期金融泡沫，中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中央在1993年严格刹车，禁止银行贷款，贷款无论是否到期都要强制收回去。
在那个时代，我们想把电源单独做卖掉挣点钱，也没有那么多钱发展。我们就找电信局三产公司来投资，第三产业也叫劳动服务公司，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它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怪胎”，国有企业一些多余的人没地方去，就搞到劳动服务公司去，他们也需要一些机会。我们与他们集资把电源业务做大了，大概几年以后以7.5亿美元卖给了美国的艾默生公司，大家把钱分了，公司就散伙了。大家说还要继续干，我说我挑不起这个担子来，就散了。
21、Matt Murray：任先生，您在职业生涯中看到了很多的变化，现在5G部署也正在加快进行。展望一下未来十年的技术发展，5G之后还有什么？还有哪些技术会带来更具革命性的变化？
任正非：严格来说，不要说十年，三年以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我都想象不到。
在几年前，我们能想象得到手机可以上网吗？乔布斯一个人就改变了这个世界。互联网真正发达起来，应该是因为手机无线上网。5G以后，最大的机会窗应该是人工智能，未来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不可想象的。你们参观了我们的生产线，只是用了很少部分的人工智能，在少量环节使用了人工智能，已经很少看到人了。再进一步，人会更少。
现在我们的生产系统引进了很多数学家、博士，工艺与质量管理，计划调度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所以，生产一系列活动都是24小时全排好的，机器人排队把指定物料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连续生产已经有一定转变，十年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转变，还不是搞得很清楚。
目前在生产过程中最大的人工智能运用是芯片的生产，规模和水平还在美国。如果其他工业也像芯片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若果能人工智能方式生产的产业，会回归西方；不能人工智能方式生产的企业会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所以，要适应未来新的社会，每个国家最大问题是提高教育水平。
Matt Murray：听您的逻辑是如果不提高教育水平，工人会被AI代替？
任正非：对，有高技能文化的人才能驾驭。
Matt Murray：非常感谢您今天给这么多时间回答这么多的问题，感谢整个华为团队对我们的招待，我还想表扬一下口译员，今天写了太多字，手下来一定会抽筋。非常感谢你们接待我们。
任正非：欢迎你们明年这个时候再来，看看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也可以随时来。
专访
（四）加拿大《环球邮报》专访：
要超越个人恩怨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
任总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纪要
2019年12月2日，深圳
1、Nathan VanderKlippe，《环球邮报》驻亚洲记者：非常感谢任先生能够再次接受我这名加拿大记者的采访。现在距离孟晚舟女士被捕已经整整一年了。因此，我想问问您一年前发生了什么。关于孟女士被捕，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了，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您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了解得还不多。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前两年，她就没有去过美国了。请问华为是不是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知道美国正在进行调查而且孟女士正面临风险了？
任正非：孟晚舟事件应该是美国政治上的行动策划。华为在美国市场长期受排斥，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销售，业务收缩了，高级干部去了也无事可做，为什么要去美国呢？所以都不去美国了。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不去美国并不是为了避免在当地被捕或者逃避法律问题？
任正非：不是逃避。而是因为我们高管没有工作需要去美国。我们早几年就已经把美国市场当成一个小国市场来处理，授权代表处自己决策，因为销售额太小了。
2、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在温哥华被捕后，您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您当时在哪里？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告诉您这个消息的？
任正非：孟晚舟被逮捕的时候，我在中国，没有出发去阿根廷。公司法务部门向我报告孟晚舟被抓，当时不知道是美国政府发动的这么大的打击事件，以为只是某方面的误会引发的事件。
Nathan VanderKlippe：当时您本来也要去阿根廷。您一开始是不是也计划从加拿大转机？
任正非：没有，一开始就准备从迪拜转机。
Nathan VanderKlippe：孟晚舟被捕后并没有直接给您打电话，而是通知了华为的法务部。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她为什么给法务部打电话，而不是直接给您打电话？
任正非：她当然应该首先通知法务部来处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Nathan VanderKlippe：您是否还记得，在您得知孟晚舟被捕后，您给法务部下了什么指示？您给他们下达了什么目标？
任正非：没指示，因为我不具体管法务部。我当时只是给高管讲，请律师，以加拿大法律的方式向加拿大进行交涉。我们坚持走法律路线解决问题。
3、Nathan VanderKlippe：您刚才说，一开始，您以为这件事是因为误解，法律上的误解产生的。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会更重大，不仅对孟女士来说更重大，而且还牵扯到整个公司的？
任正非：美国发了“5.16”实体清单制裁禁令，我们就意识到孟晚舟是被作为一个政治抓手，美国想抓住孟晚舟作为筹码来打击华为。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您一直认为这件事是意外、是误会造成的？
任正非：我认为是这样的。
Nathan VanderKlippe：那您当时觉得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呢？
任正非：聘请律师。
Nathan VanderKlippe：5月之后您又觉得应该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您的想法有没有发生改变，比如说您觉得这件事会持续多长时间，具体应该怎么解决？
任正非：5月份以后，我们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为公司，孟晚舟事件只是起头。只有加紧把自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做好，使产品开发体系适应制裁环境，坚决让公司生存下来，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5月份以后就有一些变化，要努力做好业务连续性。
4、Nathan VanderKlippe：在加拿大被捕之前，孟女士还去过其他六个国家，这些国家也与美国签订了引渡协议。此外，她还打算从加拿大前往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也与美国签订了引渡协议。在您看来，为什么华盛顿选择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呢？
任正非：这个问题应该要问华盛顿才行。如果我们早知道华盛顿有这样的决定，就不会去加拿大了，也不会连累加拿大夹在中间受苦受难。
Nathan VanderKlippe：在加拿大有一种说法，美国认为加拿大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提出的要求加拿大都会答应。您觉得这是否也是美国选择加拿大做这件事的原因之一呢？
任正非：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认为加拿大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在处理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加拿大和美国观点不一致，才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在我心目中，加拿大人还要更伟大一些，加拿大人还更加高尚一些。礼貌和遵守规则并不代表软弱。
Nathan VanderKlippe：您觉得加拿大遵守了这些规则吗？加拿大也因此承受了一些后果，包括在出口方面以及某些加拿大公民遭受的待遇。您觉得这些后果对加拿大来说是否公平？
任正非：我不是讲加拿大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遵守规则，而是讲几百年来加拿大处理印第安人的方式和美国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加拿大是高尚的。
Nathan VanderKlippe：在孟女士一案中，你觉得加拿大只是遵守了规则还是也在进行政治干预？
任正非：我认为，孟晚舟事件明显是美国的政治干预，加拿大蒙受了损失，应该让特朗普偿还给你们。
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被捕后，华为公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立刻让孟女士的家人离开加拿大？她的家人在她被捕后还留在加拿大吗？
任正非：孟晚舟家人的安排，公司没有介入。公司主要是在加拿大聘请律师，通过加拿大的法律，让她的权利得到保障。
5、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如果想要报复加拿大，也是有方法可以报复的，比如说华为向加拿大电信运营商销售设备，并且华为在加拿大也招聘了许多本地员工。但是您选择不报复。为什么？你们是有能力对加拿大进行报复的。
任正非：因为我们认为加拿大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美国走向越来越封闭的时候，加拿大应该走向越来越开放，开放会使加拿大获得巨大机会。比如，现在一些大型国际会议，很多科学家获得不了美国签证，就可以在加拿大召开，美国科学家到加拿大也很近，不需要签证也很方便。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可以到加拿大去，加拿大作为一个新的科技中心崛起是可能的。我们选择加拿大作为更好的发展基地，这个决心没有动摇过。
第二，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世界三位“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因此我们也想围着这些科学家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和发展。不因为孟晚舟个别事件影响我们在加拿大的战略发展和投资，孟晚舟事件是会过去的，但是加拿大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能随意放弃在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
我们也注意到加拿大最近的辩论，加拿大有人提出“还是要选择华为的5G”，如果加拿大真选择华为的5G，我们会全力支持加拿大做好5G建设。原来我们认为加拿大在美国的城墙根下，想过放弃在加拿大做5G的打算。如果加拿大采用5G以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案，冰冻地区的矿业生产采用无人生产方式；在无人驾驶技术上，华为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先驾驶矿山设备，驾驶农业机械，例如可以实现无人农场，让拖拉机24小时耕种。加拿大会增加很多农业生产、矿产，大幅提升加拿大人民的生活和物质财富水平。当然，还需要人去加油。
加拿大有这么好的人工智能基础，如果加拿大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是有可能处在世界前列的。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的投资，不仅可以向加拿大“人工智能之父”学习很多理论知识，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技术造福加拿大社会。我们不会轻易放弃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因为一件事就放弃一个国家、再放弃一个国家……，那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6、Nathan VanderKlippe：现在华为在美国面临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好转。上一次跟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华为在加拿大的业务扩张计划，例如在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买地。您上次讲到的业务扩张计划大概是什么规模？例如打算扩招多少人？另外，华为是否有打算把加拿大作为整个北美的总部？
任正非：我们在加拿大的员工人数已经扩展到1200人，有2/3是研发人员，未来还会继续加大投资。因为我们在北美没有美国市场，因此市场总部还是在墨西哥，但是研发中心会从美国移出来，会以加拿大为中心。
Nathan VanderKlippe：什么时候移到加拿大？
任正非：加拿大员工人数在增加，这是逐步的，今年我们在加拿大已经增加了300人。按照美国实体清单禁令，我们与美国人是不能发邮件、打电话……接触技术的，这样在美国发展受到阻碍，就会把发展转移到加拿大来。
Nathan VanderKlippe：刚才讲到把研发中心迁移到加拿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吗？是只涉及到几十人还是非常大规模的迁移？
任正非：应该是很大规模，逐步进行。这牵涉到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人员在加拿大为华为办公是否合乎实体清单制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决策的重要考虑点。如果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人员在加拿大办公不受实体清单的限制，那我们在加拿大的研究机构规模应该是很大的。现在美国实体清单不仅是对我们部件供应打击，还包括切断我们与大学、学术组织的合作打击，下一步要看它的实体清单范围是否有放松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人可以进华为工作，是否可以在我们加拿大研究中心工作，这也是我们发展很重要的基础之一。
7、Nathan VanderKlippe：回顾过去一年，加拿大政府现在认为，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是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的幕后推手。假如说这种说法是真的，说明逮捕孟女士的压力并非来自司法系统。这件事会如何影响加拿大对孟晚舟引渡案的处理？
任正非：昨天我看到你们《环球邮报》的报道，是可以参考的，但还无法考证。加拿大夹在美国和华为中间受害，我心中是抱有歉意的。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需要一个妥善的方式解决。
加拿大是一个伟大的法制国家，皇家骑警在执法过程中有些不合法的行为，也不影响加拿大的伟大。但在这些关键节点中，骑警已经宣过誓，要认真回忆，认真讲清楚，不能选择集体失忆、失语……。这有利于处理孟晚舟的案件。华为公司没有因为孟晚舟事件而停止在加拿大的发展，希望通过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推动中加两国走向正常化，也希望两个国家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恢复正常的合作关系，这是我们的期望。
美国正在走向封闭，加拿大要敞开怀抱，拥抱被美国排挤的人才。如果这些人才到加拿大，就可以再造一个硅谷。很多人才正在离开美国，为什么加拿大不去拥抱这些人呢？加拿大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各种环境不比美国差，加拿大应该制定一个国策，美国哪条路走错了，加拿大就赶快走这条路，替代美国崛起。不能因为两国关系好，你走错了路，我就要跟着走错，否则加拿大的振兴、崛起怎么办？
8、Nathan VanderKlippe：关于孟女士的案子，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美国很多案件最终都是以和解协议的方式了结的。有法律专家指出，如果华为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结果可能是，华为接受罚款，而美国可能会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华为为什么没有选择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这条路？
任正非：专家提的这个方案，美国政府没有与我们商量过。希望你给美国政府传个话，让他们来找我们吧。
Nathan VanderKlippe：您愿意和美国探索这样一种方案吗？华为对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感兴趣吗？
任正非：是的，但要基于事实、基于证据。
Nathan VanderKlippe：和解协议意味着要承认有罪，然后会进行一些安排，可能是罚款，也可能是其他的，但可能不用坐牢。所以，您准备好走这条路了吗？
任正非：这要基于事实，什么问题都要有证据。基于事实的话，是可以谈判的。
Nathan VanderKlippe：我知道华为在美国聘请了律师。为什么不让他们探讨一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让律师去和美国检方谈谈这个方案呢？
任正非：律师在法庭与检方打官司，就是谈判，谈谁对谁错。首先纽约东区法院要公布证据，我们根据证据在法庭上谈。律师与检方在法庭上的辩论，是一个声音比较大的谈判；大家先把事实搞清楚了，搞清楚后，可以是声音小一点的谈判，悄悄谈，谈一些交换条件。都是谈判。
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现在正处于在法庭上谈的阶段。您觉得什么时候会转向声音小一点的谈？什么时候你们会就达成某种和解协议展开具体的讨论？
任正非：如果美国政府找不到证据，它没有什么理由、声音小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可以小一点。那时我们就不在法庭上谈判，可以到咖啡厅谈判，如果声音太大，影响周边客人，声音就会自然小了。那时就会讨论“你多喝一杯，还是我多喝一杯”的赔偿问题。如果美国错了，还要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
Nathan VanderKlippe：公平地说，美国已经给出了大量证据，其中有些证据是关于孟女士的，或者说是关于孟女士和几家银行之间的往来的。按照美国检方的说法，她对华为与Skycom之间的关系做了不实陈述。是您指示她这么做的吗？
任正非：美国政府如果要出示证据，应该是通过法庭出示，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纽约东区法院要尽快拿出证据来。
Nathan VanderKlippe：但美方已经公布了书面证词，还公开了孟女士陈述时的PPT副本。这就是通过法律渠道披露的证据，而且证据表明，正如美方所说，她对华为与Skycom的关系做了不实陈述。她这么做是不是您指示的？
任正非：我没有指示过，但我认为，纽约东区法院要尽快开示证据，尽快开庭。
Nathan VanderKlippe：为什么Skycom之前明明一直是华为的子公司，而华为在描述与Skycom的关系时却说Skycom已从华为剥离出去？
任正非：这个问题还是留在法庭判决。
9、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目前正在进行5G政策的讨论。关于加拿大的5G审视，华为公司或者您个人和加拿大政府官员之间是否有过接触？
任正非：没有。因为拥有5G设备不只是华为一家，还有爱立信。加拿大政府是否采用5G是一件事，选择用爱立信还是华为是第二件事，由加拿大政府决定。如果决定给我们做5G，我们就做好；决定不给我们做5G，我们在加拿大的投资也不会变化。我们还要继续投资加拿大，不改变。
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政府运营着一个用来测试数字产品网络安全的中心，与2010年开始在英国运营的网络安全认证中心非常类似。加拿大这个中心之前也测试过华为的4G设备，这个中心有没有开始测试华为的5G设备？
任正非：目前还没有在加拿大设立网络安全测试中心的打算，但加拿大和英国是盟国，可以到英国去测试。
10、Nathan VanderKlippe：9月，您提出可以向其他国家许可5G技术。上个月初，您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电信公司表示感兴趣，请问这个事情有无最新进展？华为提出5G许可是认真的吗？你们有没有建立一个数据室让其他公司看看具体的许可内容？华为有没有对5G技术许可进行定价？
任正非：第一，目前还没有美国公司向我们提出要获得许可。第二，我们的许可是全方位的，没有限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策问题，美国公司需要花很长时间思考，这是可以理解的。
Nathan VanderKlippe：5G许可定价多少？大概成本是多少？
任正非：这是很难决策的事情，说明它的数字很大。如果数字小，美国公司早就决策了。
11、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之前有关和解协议的问题，您认为签订和解协议是不是让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方法之一？
任正非：不是，因为孟晚舟本身没有犯罪，就应该被释放。我们与美国的官司，首先要在法庭上搞清楚谁对谁错，没有搞清楚之前就随便认罪塞一笔钱？作罚款，这是法律行贿。不能对美国政府行贿，要在法庭上说清楚到底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公布在全世界的面前，才可以在咖啡厅喝咖啡，然后确定“你多喝两杯、我多喝两杯”的问题。但是证据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会随便妥协的。
Nathan VanderKlippe：听起来您似乎对和解协议并不是很感兴趣？
任正非：首先要搞清楚谁对谁错，我们才能去讨论和解。
12、Nathan VanderKlippe：我想再问一个法律相关的问题。华为因为一项有关美国农村地区运营商的决定打算起诉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个消息属实吗？华为目前有没有打算在美国发起其他法律诉讼？既然华为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业务，为什么还要发起诉讼？这似乎并不会给你们带来太大的收益。
任正非：是的，我们将起诉美国FCC。因为这是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权利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美国运营商买不买我们的设备，是美国运营商的权利。我们在捍卫美国宪法赋予我们可以服务美国人民的权利。
Nathan VanderKlippe：未来华为会针对美国提起更多诉讼吗？据我所知，这已经是第六桩了。
任正非：可能会多一些吧，要看我们的律师资源是否忙得过来。
13、Nathan VanderKlippe：您第一次谈到5G许可的时候，这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方案。别人也问过您很多次，华为是否考虑调整公司的架构来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我想知道，您是否考虑过其他人提到的方案，如对业务进行拆分，或将一部分的运营转移到其他国家。您是否考虑过任何其他重大的公司架构调整呢？
任正非：第一，我们的治理结构本来已经公开透明，并不需要外部人进来，也不需要外部资本进来。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过程中，就体现了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并不是一、两个外部人就能代表我们的透明度。第二，对于业务是否拆分的问题，可能不用考虑，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不会让资本进来。第三，我们会不会在欧洲建一些大工厂？肯定的。
14、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说会考虑和解，您会考虑接受认罪协议吗？
任正非：不可能。
Nathan VanderKlippe：但这是快速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美国90%以上的案件都是通过认罪协议解决的。
任正非：原则问题，还是要搞清楚事实和证据以后再来讨论和解。
Nathan VanderKlippe：对很多在美国的人来说，认罪协议可以避免坐牢。这也许可以让您的女儿避免牢狱之灾。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具吸引力的选择吗？
任正非：她本身没有罪，怎么会坐牢呢？加拿大司法是公正的。美国搞这种手段，就是在威逼我们公司妥协。
Nathan VanderKlippe：考虑到贵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您女儿的情况，您还是认为认罪协议不值得考虑吗？
任正非：不值得考虑。
15、Nathan VanderKlippe：您谈到了在欧洲建厂的计划。为什么华为会选择在欧洲建厂呢？东南亚、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为什么会选择欧洲？
任正非：我们不是考虑成本，而是考虑战略性的需要。
Nathan VanderKlippe：有报道称，Mate 30手机里已经不包含任何美国技术了。您能详细讲讲吗？我知道，今年华为员工工作非常努力，就是为了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现在开始，您认为需要多久才能让华为消费类设备完全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任正非：应该是明年吧。
Nathan VanderKlippe：您一开始认为这将花两到三年的时间，是这样吗？
任正非：今年加明年，不就是两年吗？
Nathan VanderKlippe：进展比您预想的更快？
任正非：没有，过明年年底不就相当于三年了？
16、Nathan VanderKlippe：想请您澄清一下在欧洲建厂这个问题。您打算在欧洲的工厂里生产什么产品呢？什么时候会开始生产呢？
任正非：生产5G，规模很大，方案还在论证。
17、Nathan VanderKlippe：过去一年，对华为和您个人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您个人在华为对外沟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您能谈谈过去一年华为在公共关系和政府沟通的重心发生了哪些变化吗？您知道华为现在在这方面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吗？这项工作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比以前更重要？
任正非：第一，公司处于危难时期，我个人义不容辞地需要挺身而出。第二，过去这么多年，公共关系做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协调工作，争取了这么多国家和运营商对我们的理解。现在对实在不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放弃做公共关系了；对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就多投入一些力量。一边省掉的钱用到另一边，总预算没有太多增加。
18、Nathan VanderKlippe：经历了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想知道华为将如何构建或重建在各国的信任。如果将信任问题称为“信任赤字”，您觉得“信任赤字”是华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还是中国公司的问题？
任正非：在信任上，华为今年这一年不仅没有赤字，而且收益非常大，因为美国政府这么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帮我们宣传。如果说过去有一些国家对华为将信将疑，美国一打击，他们更信任了“原来你们这么厉害”。今年到我们公司访问的客人数量增长了69%，来看到我们生产线生产的版本没有美国器件了，他们就拿回去测试，发现非常好，他们建立了信心。同时，他们亲眼来看，我们上、下班的班车很多，人潮涌动；我们有很多食堂，每个食堂吃饭时都充满了人，员工还买肉吃；再看我们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他们更加增强了信心。所以，信任没有赤字，反而信任增长很厉害。
实体清单刚制裁时，我们预测财务数据会有下滑；但实际上现在快到年底了，我们今年的增长很厉害，没有出现信任危机。
19、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今年的增长非常强劲。我想问的是：华为的业务增长是不是主要源于中国市场？是不是源于由国家所有的电信企业向华为提供的补贴？
任正非：网络设备的主要增长在海外，优先保障海外供货。终端设备，海外市场减弱了，中国市场增大了。
20、Nathan VanderKlippe：刚才华为员工指出在欧洲建厂这件事目前还在考量可行性阶段。因此，我想问一下，华为把大量的生产转移到欧洲等地，有哪些好处？能帮助华为解决什么问题？
任正非：我们的生产工厂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绕过了欧洲福利社会，绕过了工会。虽然成本会略略增加一些，但是增强了欧洲对我们的信任，增加对欧洲的税收、就业指标，有利于我们在欧洲更加紧密地合作。
21、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正在大力发展“智能监控业务”。美国指控华为利用自己的设备开展间谍活动，为什么华为选择大举进入这样的业务领域？贵公司业务领域的负责人段爱国说华为在这个领域成为第一。
任正非：人类社会将来会变成智慧社会，包括云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信息网络，美国也在争夺这个进入云社会的机会。今天的通信网络，明天就会变成一个云化的网络，云社会的开放性是我们前所未有碰到过的。智慧城市是一个起步。
22、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首席隐私官John Suffolk先生在英国被问到华为与新疆公安局等政府机构进行合作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出售对象，华为是否也应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他回答说华为觉得负有法律责任。华为开发的很多技术可能被政府利用，严重影响人们的自由。您觉得华为在道德上是否有责任来评估你们的销售对象？
任正非：我看到了《环球邮报》最近发表的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欢迎你们进行深入研究。你们觉得，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方式对人民好，还是中国解决新疆问题的方式对人民好？新疆这些年已经稳定下来，没有大的社会案件和事件，经济正在发展。如果财富增加和财富分配合理化，会逐渐化解很多矛盾。美国也应帮助中东稳定下来，帮助中东发展经济，帮助中东人民摆脱贫困，这样美国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Nathan VanderKlippe：您言下之意是说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任正非：美国有啊，把它做好了就有了。美国几十年前的先辈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国际体系，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有贡献的，全世界给美国的回报是承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如果恢复过去的正常秩序，它不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吗？
23、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经常讲到对于美国的崇拜。您的员工告诉我您最喜欢的咖啡是美式咖啡，您看过《星际迷航》电影，您还去过美国。您之前还表示美国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而中国在山脚下。您觉得在您有生之年会不会亲眼见证美国失去在技术，或许还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任正非：我相信美国是非常优秀的。金里奇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他说过华为是不错的。除了5G，美国都是领先的。
我认为，即使对5G这个产业，美国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在4G初步发育阶段，美国提出WiMAX，WiMAX是电脑工程师提出来的，电脑工程师普遍年轻，敢想敢干，提出了非常多的新想法，但是他们年轻，对电信产业不够专业。电信产业要在全世界覆盖，全程全网，太复杂了，ITU建立的全球电信标准比这个屋子大很多倍。熟悉这个标准需要时间，电信行业的科学家年龄偏大、偏保守。WiMAX使用了很多核心技术，比如MIMO容量极大提升的技术，给LTE产业极大刺激，电信科学家迅速把WiMAX提出的新想法融合在LTE体系里，加上全球有几十万的电信专家、工程师，雄厚的技术积累，迅速就实现了。
所以，5G是更宽的带宽、更多天线、跨代技术……很多都是从WiMAX里吸取的。华为和美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的竞争，并不是华为有独自不得了的优点，我们也是兼容了世界各国的思想，实现了3GPP的理想。所以，我们的这些发明和技术也是跟世界共享的，在很多方面与爱立信、诺基亚都签订了专利交叉许可，也与苹果、高通签订了一些专利许可，华为并没有垄断技术。美国仍然是伟大的国家，罗斯在印度讲话“只要有两、三年时间，美国就能领先华为”，我相信这句话。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再等两、三年。
24、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华为肩负的道德责任的问题，也就是您认为华为应该承担起哪些道德责任。感谢您阅读《环球邮报》的报道。但我想问的不只是关于新疆，还有华为员工被指控帮助非洲国家政府，对反对党的政客实施监控，开展黑客攻击和干扰活动。您是否接受员工的这类行为，还是说您认为华为有一定义务确保自己不会去做这些事？
任正非：非洲这个事情是造谣，我们已给《华尔街日报》发了律师函。另外，立陶宛法院也判决了《立陶宛早报》对非盟事件的报道是造谣。我们卖“汽车”给各个国家，“汽车”装什么货是“司机”说了算。所以，国家应该怎么走是国家主权问题，国家怎么管理好这些设备是他们国家的主权。
Nathan VanderKlippe：但华为公司开发的一些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有能力改变人类社会、改变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你们做的并不是功能简单的、在路上跑的卡车。你们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智能监控和智慧城市等技术实际上有能力改变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你们难道没有责任深刻地思考这些技术应该如何开发和销售吗？
任正非：AI不是武器。我们尊重每个国家的数字主权。我们必须在每个国家遵守所在国法律，遵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新技术造福人类。如果有些国家不接受，我们就不进入这个国家，我们不会在发展新技术的时候制造一个对新技术不利的环境。
Nathan VanderKlippe：我们刚才讨论的不仅是人工智能。您的个人背景很有趣。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存在很多计划经济的要素，您一直批判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以及计划经济并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显然，您在离开计划经济、进入私有制经济后，取得了成功。您觉得目前或者未来，人工智能是否拥有足够强的能力，让管制经济的一些要素重新出现？您认为人工智能能产生这种影响吗？
任正非：首先，整个社会大环境应该是市场竞争，只有竞争才会对用户有利，才能逼企业进步。其次，企业内部的计划性有利于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减少浪费，有利于竞争。所以你说的计划，我认为仅仅是指企业内部。
25、Nathan VanderKlippe：再问一个和孟女士有关的问题。您觉得她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您是觉得她经受了苦难，还是说她过得还可以？您有没有告诉她，她预计还会在加拿大待多久？
任正非：我们作为父母，都会想念自己的儿女。她也会想念自己的孩子，生活也会有很大影响，她的妈妈和她的丈夫轮流到加拿大陪她生活，她的儿女一放假就飞过去陪妈妈。她平时也努力学习、画画，来调整自己的情绪，所有案件细节都是交给她的律师来处理。
我们相信加拿大法律的公正、公平和透明，“透明”是指所有细节都必须公布出来。我们等待法庭的判决。
26、Nathan VanderKlippe：今天（12月2日）早晨她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微信朋友圈。您可能也读了她的这封信。在这封信中，她提到了自己这一年的心路历程，并且表示已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您之前说不会考虑让孟晚舟做接班人，但是考虑到她过去一年在加拿大所经历的一切，您会不会重新评估她的性格以及她在公司的未来发展？
任正非：这封信我没看，早上我只看了标题。
我认为这样不合适，因为全国人民都忙着要干活，要创造财富，争取改善自己的收入，不能消耗太多精力来跟她一起感受。正常的历史长河中，磨难都会出英雄。孟晚舟经历的磨难也会对她的意志产生很大提升，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财富。
担负华为这样一个技术公司的领导人，一定要有很强的战略洞察能力。可能需要洞察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判断社会或者公司发展的方向。所以，没有洞察能力的人，很难能领导这个公司。华为这样一个科技公司，领导人需要有深刻的技术背景。孟晚舟回来还是继续做CFO，当然这个CFO意志更坚强了。
华为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可能还会有大挫折，甚至将来面临着崩溃的风险。她经过这个磨难，有利于协助我们扛过未来的灾难。世界上没有永远成功的公司，有一本书《下一个倒下的一定是华为》，说华为不可能永远顺利地成长。我认为灾难是财富，华为公司在今年打击中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未来的风险可能减少一点了。
27、任正非：我给你推荐三位加拿大“人工智能之父”：蒙特利尔理工大学的约书亚·本吉奥、多伦多大学的杰弗里·辛顿、阿尔伯塔大学的理查德·萨顿。加拿大应该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特鲁多总理应该请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喝咖啡，听他们讲讲加拿大应该如何定位，把人工智能作为发展战略。多伦多大学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很近；温哥华与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非常近，要思考如何把人才吸引到“人工智能之父”麾下，建立一个庞大的产业群体？他们曾在二十年前就领先了世界，不能“墙内开花墙外红”。
Nathan VanderKlippe：上次采访时，您也向我提到了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而且也提到了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您提这些是因为您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感兴趣，还是出于华为公司的利益考虑？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个人恩怨和国家发展分开来看。我个人和加拿大有些恩怨，但人类社会是很伟大的，我们要超越个人恩怨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与这些“人工智能之父”喝过咖啡，我觉得他们非常伟大，建议特鲁多总理每三个月能与他们喝一杯咖啡。对于一个人口比较稀少、资源比较丰富、地域比较广大的国家来说，人工智能是迫切需要的，反而在中国没有这么迫切，中国人口多，经常有人问我“如果大量的人失业，没事干怎么办”这些负面问题；你们正好人少，发展人工智能有极大的积极性。
我们会把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的邮箱发给你，这对加拿大振兴有好处。这完全和个人恩怨无关，也与华为无关。因为我不希望这些天才之光被埋没了。
Nathan VanderKlippe：您跟他们见面时，没有向他们发出来华为工作的邀请吗？
任正非：他们在世界这么高的地位，我们这么低的平台，如果来华为工作，怎么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愿意给他们的科研提供经费支持，使用美国《拜杜法案》，不占有他们的任何成果，只是完全义务提供经费。只要加拿大政府愿意，我们是可以给他们大笔拨款的。
美国把5G当成原子弹了，5G的来源是什么？十年前土耳其一位Arikan教授发表的一篇数学论文，引发了今天的5G。所以，我诚恳建议特鲁多总理请他们三个人喝杯咖啡，对加拿大的战略格局会有一个冲击。
Nathan VanderKlippe：真有趣。您认为这个问题与经费有关吗？特鲁多总理跟他们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谈谈给他们提供更多国家经费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我的意思是，如果您说的是为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提供更多支持，是不是主要指国家经费支持？还是说其他方面的支持？
任正非：不是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加拿大把人工智能定位成国家战略产业以后，这支队伍会庞大，然后会做出不同的应用来，比如在冻土地区采用无人开矿、无人农场……，它可以发展加拿大经济。如果他们要钱，我们可以给，不需要加拿大政府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