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帖抉择间的褚遂良书法接受
□徐保民
清代刻帖数量丰富，乃历代之首。容庚先生《丛帖目》所载的清代刻帖即有250余种之多，其中刊刻有褚遂良书迹的丛帖有近40种，贯穿有清始末，且为历代之最。刻帖作为古代存续和传播书法最为重要之手段，清人对褚遂良书法之崇尚由此可窥。
一、金石考据视域下的褚遂良书法
清乾、嘉之后，旧学已厌，小学最盛，正如康有为所说：“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许多书家、学者开始专注于金石考据。褚遂良书迹尤以碑版为多，又善碑颂，内容多为数百字甚至千字之巨，其中的历史文献价值甚大，自然为广大金石学者所注目，如王澍、翁方纲等均对褚遂良的碑版书迹做了重要考证，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褚遂良在清代的影响。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所立《善才寺碑》（如图），原石既毁，至清时仅有临川李宗瀚所藏拓本传世。因拓本碑首有“河南褚遂良书”六字，又加之褚书风格明显，清代书家多定为褚遂良真迹，就如冯铨所跋：
唐褚中令以书名世，如禊帖等，皆表表耳目间，独此《善才寺碑》不一二见。况此本之精彩奕奕乎其保护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局部）
时人多信此论。惟翁方纲疑之，发挥其考据之长，斤斤求证，考出此碑非褚氏所为，而是唐末学褚之人魏栖梧所书。翁方纲在跋文中指出五处疑点：
遂良钱唐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可疑一也；褚公显庆三年卒于爱州，至神龙时，褚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即位，建元神龙才两年即改景龙，无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称制，在褚卒后二十七年，而碑内有则天之号，可疑四也；碑云，律师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既云大唐而无年号，后有元开震惊之语，“元开”二字文义不属，疑是开元，盖翦装时知开元年号与褚不合，故特错乱其文耳，可疑五也。
后翁方纲又于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见“唐文荡律师碑”条，记为“开元十三年十月，灵涣撰，魏栖梧书”，内容与所见拓本相应，始确定为魏栖梧书碑。翁方纲不仅仅是考证碑文、书家，亦关注碑刻自身的艺术价值：
（褚书）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所谓稍纵逸者即指此碑也。盖唐世书家习褚者多，而此尤得其神理，然魏著作书此碑，其于褚法实乃步趋不失尺寸，若薛少保又加以妍华矣。褚书上溯锺王，近亚虞欧，此碑格韵在《圣教序记》《房梁公碑》二者之间，善学褚法者于此碑求之有余师矣，又岂必以纵逸目之乎？
翁方纲认为后人学褚有时太过媚软，而魏栖梧《善才寺碑》则是学褚书中的雄劲，既有丰富的提按，又有明显的风骨，将其视为学褚之津梁，开拓了后世学褚的路径选择。
众人皆知《雁塔圣教序并记》（简称雁塔本），其被视为褚遂良晚年书风的典型代表，在书史上的地位极高。但我们通过梳理文献，可知雁塔本《圣教序》的书史地位是在清中期由王澍等人确立起来的。而在王澍以前，褚遂良名下的另一本《同州圣教序并记》（简称同州本）更为书家所重视。
王澍首先从版本优劣上认为“同州本”是对“雁塔本”的重摹，又从笔力上称赞雁塔本“笔力瘦劲，如百岁古藤，而空明飞动，渣滓尽而清虚来”，进而在格韵上称其“格韵超绝……要之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矣”。“余酷爱褚书，独于此碑惊怖不敢涉笔。春杪将还里上冢，悉意临此一本，携之以行，遍示友朋”一语，更是将雁塔本圣教序推至了无以复加的高度。鉴于王澍在康熙年间的影响力，其论书多为时人所宗，《雁塔圣教序》的书史地位得到重塑。随着金石朴学的兴盛，后人在王澍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雁塔圣教序》及褚遂良的书史地位又得到进一步提升，如王应奎考云：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圣教序》。而友人吴嘉树尝辨其非褚公书，其说良是。盖褚公之没在显庆三年，而此碑书“龙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没后五年也。后人因此碑未署书者姓名，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数字，与碑文笔迹迥异，学书者亦不可不知。
沈道宽则比勘两碑的刊刻细节，考证“同州本”为翻刻本：“观‘独步迦维’，‘迦’字改从‘人’旁，以盖其翻刻之迹，而后知其的系重翻，则所谓欲盖弥彰也。”可见在金石考据学的推动下，学界对褚遂良的两本圣教序进行了一场激烈论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褚遂良书法的影响，同时《雁塔圣教序》的书史正统地位也在清中期最终确立，并被近代所接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金石研究者分为四派：一派注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考经证史，以钱大昕为代表；一派为搜罗著录，汇集题跋，以为研究者提供检索之便，以黄宗羲为代表；一派为专门研究碑版文字的形态字势，类似美术的研究方式，以包世臣为代表；还有一派是专门比较金石碑版拓本之优劣，钩沉爬梳书法的流变，比较不同版本间的异同，以王澍、何绍基为代表。翁方纲虽为帖学书法名家，但在学术上倾向朴学，偏重考据。其在考证经史的同时，也辨析点画毫厘之异同，爬梳体势流变之原委，更进而以考据方法研究法帖。也正是王澍、翁方纲、何绍基等人所引领的这种关注碑版书法艺术本身的治学方式，深刻影响了当时书家对于法帖及版本优劣的重视，进而吸引了大量书家加入访碑、鉴碑、著碑的活动中，以大量的金石材料为依据，重新挖掘和阐释书法艺术的发展变迁。这种风气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褚遂良书法的传播和接受。
二、碑学视域下褚遂良书法的师承溯源
历代关于褚遂良师承渊源的论述甚夥。魏徵引荐褚遂良时，称其“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张怀瓘《书断》云：“（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亦尝师授史陵。”李嗣真亦云：“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可知褚遂良主要师法虞世南、王羲之、史陵，后世大都承此说。至清代碑学思想萌芽，对褚遂良书法的溯源讨论也更加多样。
王澍评褚遂良书法：
实自汉《韩敕孔子庙》来，观其用笔，寓劲健于清微，藏变化于妥帖，正与褚公《圣教序》等碑如出一手。
王澍主要是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清虚风格来进行分析，认为褚书从隶书《礼器碑》而来。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王澍处于“前碑派”的肇始阶段，清代碑学萌芽正是从篆隶碑版开始，又加上王澍正是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和《礼器碑》的大力推崇者，因此，自然会将两者的关系进行构联，以宣传自己的书学思想。
这一观点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如翁方纲在跋《龙藏寺碑》时说：“（龙藏寺碑）上规古隶，下开虞、欧、褚法。”其又跋褚遂良《孟法师碑》云：“《孟法师碑》酌剂欧、虞之法，约古今之宜，在隶楷之间，信可谓中和之诣也矣。”再如刘熙载：“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梁清远：“昔人言楷书必带隶法，乃为不俗。吾见从来能书者，惟褚河南得此妙。”姚孟起：“逆笔起，最得势。褚河南书都逆起，隶法也。”“褚《圣教》全自隶出，三龛是其过脉。”都是在强调褚书的隶意。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清代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学界普遍视此二论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翁方纲作为阮元的师长，其论断自然为阮元二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参考。阮元也强调褚遂良楷书中的隶势，其在《北碑南帖论》中说：“（褚遂良）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褚书碑石，杂以隶笔，今有存者，可复按也。”他重在构建一条以北碑为中心的北派书法谱系，因此强调唐代书家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李邕等人书法中的篆隶古法。阮元在声明自己写“二论”的目的时说：“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可见，在阮元心中，褚遂良书法是北派正宗。
清乾嘉之际虽为帖学最盛之时，但是盛极而衰，帖学已呈现出强弩末路之态。加上金石学、碑学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受到了很多书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同。再加之阮元自身为三朝元老，“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好友门生遍布寰宇，因而其南北二论一出，很快就形成了倡导风气之势。许多书家自然都接受了褚遂良书出北朝、北派正宗的理论，并在阮元的基础上对褚遂良书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褒扬与研究。如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中》云：
以《刁遵志》足继太傅、河南《圣教序记》，其书右行，从左玩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
刘熙载云：“唐欧、虞两家书各占一体。然上而溯之，自东魏《李仲璇《敬显俊》二碑，已可观其会通。”又“褚书《伊阙佛龛碑》兼有欧、虞之胜”。至此，刘熙载和包世臣将褚遂良的师承更进一步至东魏墓志。
清代碑学理论经过阮元和包世臣的开拓，至康有为达到了巅峰。康有为的碑学理论更为完整，更为偏激，影响也更为深远。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提出了“尊魏卑唐”的书学观点，他虽然有“欧、褚、颜、柳，断凫续鹤以为工，真成可笑”之语，但实际上并未对褚遂良过分排斥，甚至颇有褒奖之意。其在《广艺舟双楫》中论曰：
《龙藏》统合分隶……虞、褚、薛、陆，传其遗法。
褚河南《伊阙石龛》出于《吊比干文》《齐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遗法。
《龙藏寺》……所得自齐碑出……褚河南则出于《龙藏》，并不能变化之。
可见，康有为其实是对王澍、翁方纲、阮元、包世臣等前人的观点进行了融合，以完备和支撑自己的碑学理论。
三、结语
历代对褚遂良书法之接受情况各有不同。通过梳理清代刻帖中的褚遂良书迹，可知清代所刊褚书为历代之最，然褚遂良书风并未在清代成为主旋律。试析其原因，首先是在清前期的帖学传统下，由于康乾雍三朝皇帝的喜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致使董其昌、赵孟頫书风风靡朝野；在金石考据学的发展兴盛时期，虽然褚遂良碑版书迹受到金石学家重视，在王澍等人的推崇下《雁塔圣教序》的书史地位得到确立，然无论是在帖学传统下还是在碑学伊始下都未能有褚书的一席之地；随着碑学的发展兴盛，以阮元、康有为为代表的碑学理论家，对褚遂良书法进行了新的溯源和分派，但他们并非为推崇褚书，而是利用其来论证和支撑自己的碑学理论。因此，似乎褚遂良书法在清代的碑帖学抉择过程中都受到了一定重视，但实际上地位尴尬，也终未能成为一时之主流。
（作者系韩国大真大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教师）
来源：2023年第35期《书法报·书画天地》
责编：黄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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